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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货币、信用与房地产——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

更新时间:2018-10-27 20:46:56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货币增加导致商品价格和种类同步上升,是经济繁荣的伴生现象。同样的商品,货币分工越发达,价格就越高。而通货膨胀则是在锚商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改变纸币与锚商品的记账比值(“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三倍”),才会导致米塞斯所说的“稀释购买力”——所有商品用纸币标记的价格同步上升。一旦纸币无锚发行,纸的价值(而不是原来的作为锚的商品)成为货币的本位,其他“良币”都被驱除。由于纸与其多数商品价值落差巨大,几乎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要极大比例的纸来对应(以至于搬运纸币的成本都会超过纸币本身的价值)。结果就是超级的通货膨胀。


二、信用作为一种商品


如果这一货币假说是正确的,创造货币就站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怎样获得足够的货币,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无论什么样的货币形态,其背后都是信用。商品货币必定是由相互竞争的商品在广泛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效率较高的信用,成为货币的主要供给形式。

在同等货币数量下,交易范围(空间-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交易深度(商品与服务种类)的减少。如果用M表示市场,Q表示交易的规模,V表示交易的种类,表示交易规模带来的货币需求,表示交易种类带来的货币需求。当货币数量一定时 (ɑ+β=1),交易规模和种类存在“替代-取舍”(trade off)的关系——规模大则种类少,规模小则种类多。用公式表示,就是:

如果把规模Q视作市场分工的广度,种类V视为分工的深度,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交易规模(广度)越大的经济体,分工水平(深度)就越低。而一旦货币供给扩张(ɑ+β>1),市场的深度和广度M都会被成倍放大。

这组关系可以解释货币创造与市场规模奇妙的对应关系。相对于大国,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更容易获得足够支持其深度分工的货币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在货币不足的年代,常有小国获得与其自身规模不匹配的国家力量,大国反而很难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反过来,如果大国克服了货币约束,其分工的范围和深度就会远超小规模经济体,从而形成对小规模经济体碾压性的优势。

这也解释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霸权国家更替,为何先是从百万级人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然后是千万级的英国、德国,后来轮到亿级人口的苏联、美国;为何过去中国人口的增加会造成经济“内卷化”而今天却不会;为何当代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远超当年的“四小龙”、日本。这背后,货币数量所能支持的分工规模在国家经济竞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传统的商品货币时代,随着财富的增加,跨代传递(储蓄)和交换财富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商品货币,只能通过货币收藏、贮存来传递财富。结果储蓄导致用于当下交易正在流通的货币更加不足。货币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内卷化”——分工水平不断下降,直至经济崩溃,开始新一轮循环(图5)。货币角度的经济循环理论,解释了为何越重视储蓄的经济,往往会越贫困。财富积累与通货紧缩共生的诅咒,给以商品货币为基础的传统经济设置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图5  跨代传递财富导致分工水平下降(原本参与货币分工的C退回契约分工)

大航海时代开始,以贵金属为代表的货币迅速向贸易繁荣的地区汇集,商业枢纽国家发现“顺差生成货币”可以避免财富代际转移带来的繁荣魔咒。这些贸易枢纽地区率先克服货币约束,形成基于货币的市场经济分工。追求贸易顺差以获得货币取代实物掠夺,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态。

但也正是以贸易顺差为手段获取货币进而增强国内分工水平的增长模式,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是市场,是贸易顺差,但实质上,其背后争夺的却是货币,是分工所必需的信用。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言:“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凯恩斯发现“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正如货币数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顺差创造的货币使得分工得以深化。集体主义文明(包括基于宗教、血缘的政权)逐渐解体,自由主义文明开始兴起。1750年前后,欧洲以贸易为主的小型经济体(荷兰,以及更早的威尼斯),最早发展出一种信用制度,用来交易“未来的收益”。这一新商品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分工的时间维度。

“未来收益”逐渐从实物商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如债券、股票、不动产等)。这为约翰?劳在法国、汉密尔顿在美国探索信用货币——也就是将货币的供给与实物商品脱钩,

转而以“未来的收益”为锚——提供了制度工具。特别是汉密尔顿设计的美元制度,是第一个没有以实物商品作为信用的大型主权货币。尽管这一制度遭到了杰斐逊主义者长期的阻击,但其埋下的制度种子,使美国最早摆脱商品货币不足带来的约束,为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美国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明的灯塔。

图6  信用货币的创造

1970—19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解体,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信用货币在全球开始取代商品货币成为主导世界贸易的主流货币形式(图6)。“贷款生成货币”取代“顺差形成货币”,使美元成为第一个彻底摆脱商品约束的现代货币。

美元如同当年的美洲白银一样,通过发达的资本市场,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为世界贸易提供了巨量的公共产品——货币。货币分工(市场经济)模式挟降低交易成本的显著优势,催生了大量自由主义商业模式。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明借助美元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越主权的货币而席卷全球,货币成为推动全球化市场的核心发动机。

也正是在货币大潮的拍击下,以苏联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明开始坍塌。表面上看,美苏争霸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间孰优孰劣的判决性试验,背后却是货币制度变迁的结果。信用货币开启了人类分工的全新时代。

1990年代开始,所有非货币信用的分工模式都趋于解体。政府在外包,企业在缩小,大市场在倒闭;非传统、分布式的商业模式(网店、自媒体)开始风靡市场;代际交易的货币化,甚至导致家庭生育意愿的急剧降低。

特别重要的是,传统的货币现象开始消失。例如。尽管美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但通货膨胀反而消失了(图7);储蓄对于积累的重要性下降了;顺差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了……

图7  1960—2000年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

来源:Paul Romer: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2016.

按照货币数量理论,在货币需求无限大的条件下,增加货币供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加深而不是通货膨胀。图4显示出美国在货币增加后,传统商品和新加入分工的商品价格分化。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分工后——相关产品的物价出现下降,而传统产品出现上升,史无前例的货币制造没有导致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而是全球经济的大分工。

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创造出独立的货币生成机制,不再依赖美元分工,中美这样的互补关系就会结束。而这正是2008年以后,泡沫高涨的土地财政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信用货币全面取代商品货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竞争规则——在新的经济竞争中,谁能创造更多的信用,决定了谁能主导市场。货币制度犹如一个平台,为搭载在其上的商业模式带来碾压性的优势。


三、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


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崛起,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难题。现实中已经成功的增长模式,却无法在经济学模型里走通。货币增长假说,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变迁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秦朝形成大一统国家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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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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