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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探寻中华民族自觉兴起之历程

——评黄兴涛《重塑中华》

更新时间:2018-10-24 00:29:14
作者: 章永乐  
正是以此为基础,黄兴涛批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3],认为安德森对人的主观性强调过头。而他主张的综合演化论与建构论的进路,落实到操作层面,重点就在于呈现“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

   从这一进路来看,“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极有可能扭曲中国历史的图景。从“满蒙学”到“新清史”,论者通常会着力强调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的“帝国性”。在“帝国”的观念背后,又是一种源于欧洲的“复合君主制”想象,仿佛清朝的皇帝如同一战前的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只是兼任了面向不同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但从来没有将这些不同的族群统合在一起;因此,当帝制倒台时,各族群就获得挣脱“民族大监狱”的权利。《重塑中华》对这一历史叙事提出了严肃而有力的批评。

   黄兴涛指出,满人建立的清朝绝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满人族群主权”的王朝:清朝皇帝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到中原王朝的谱系之中,所确立的是一种面向各个族群的普遍皇权[14],而非只是针对各个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比如满人族长,蒙古可汗,西藏文殊菩萨或转轮王)的简单加总;康熙、雍正、乾隆已经将他们所统治的庞大国土称为“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以及与朝鲜划界的时候,都以“中国”自居。晚清“预备立宪”时期,一些满人官员和留日旗人也力倡破除满汉畛域,倡导五族“大同”,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15]

   在20世纪初,尽管“中华民族”这一符号尚未普及,但是中国已有的族群关系和政治结构,有利于并强调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性。基于这些历史条件,晚清虽然出现了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但并没有真正走向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道路。黄兴涛特别强调,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阵营内部就在修正自己的民族论述,尤其是黄兴、刘揆一等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这就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的全面转向提供了条件。这一论述破解了将革命派与汉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刻板印象,为理解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论述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解线索。

   要评估黄兴涛教授这些论述的重要性,就有必要提及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前后的一场以重新认识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作为讨论的参与人之一,笔者的论述具有回应新清史论述的明确意图,强调《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华民族保持统一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引用了新清史学者对于清朝皇帝多重统治身份的论述[16],以强调清朝内部整合的难度以及向共和转变可能带来的国际分裂危险。

   但如果采用了这样一个历史起点来论述《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国统一的历史意义,就有可能过多地依赖于这一纸诏书对于“大清即中国”的证明,而对清廷在更早的时候推进中国认同建设的种种努力呈现不够。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讨论者的论述之中。不过,随着研究的推进,在2016年重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中,笔者已经作出论述上的调整,指出尽管清王朝对各地方与藩属的治理具有很强的“制度多元主义”色彩,但清朝君主作为皇帝的身份具有普遍性,其他身份是叠加在这个基础身份之上。治理体系的多元性,并不能取消皇帝身份在法理上的普遍性。[17]不过,对这一论断最好的史料证据支持,无过于黄兴涛《重塑中华》第一章的讨论。黄兴涛指出,从皇太极登基开始,清王朝就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超越特殊族群的王朝。清朝皇帝并不仅仅是在汉人之前自称皇帝,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藏语中,清朝皇帝都有其作为中国君主的称呼,因此,清朝皇帝的中国君主身份是一个普遍的身份,而不仅仅是针对特定族群的身份。奥匈帝国式的复合君主制模型,并不适合用来描述清朝的皇权形态。同时,黄兴涛指出,早在18世纪早期,康熙就已经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勘定边界,同时也在中朝边境勘界,这些勘界实践,甚至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前面。“中国”认同,在此与一种比较清晰的领土边界意识关联在一起,而这绝不是强调边疆(frontier)而非边界(boundary)的传统“帝国”范式所能涵盖。

   黄兴涛更是进一步强调,在19世纪清廷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之中,绝大多数条约都是“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混用。清朝君主对内拥有皇帝的普遍身份,对外又是列强广泛承认的中国的主权代表。这一强调,在笔者看来是非常恰当的。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在多数列强的认知当中,中国发生的变迁不过是政府的更迭,所发生的是一个“政府承认”的国际法问题,而非像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所带来的“国家承认”的问题。[18] 如此来看,《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坚持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的“大清即中国”的立场,没有为革命后的“政府继承”制造出额外的法律难题。

   针对清史领域中对中国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怀疑,黄兴涛作出的回应相当有力,同时,这一回应也有助于防止“建构论”的滥用。民族主义研究界一般承认,历史上的王朝统治,往往对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有重要的意义,王朝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民族的空间边界,王朝的政治体系为政治-文化精英的跨地域流动提供了空间边界,从而打造出一种模糊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而这就有可能成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前身。如果清朝皇帝塑造统一认同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而不是在晚清时候“临时抱佛脚”,20世纪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也就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与此相比,欧洲各国王朝国家之下的民族意识塑造,为时其实也并不长远。

  

二 两种中华民族观的变奏


   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对近代民族“自觉”的生长,形成了强有力的限制和塑造。在辛亥革命之后,建设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以维护中国的一体性,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主流共识,并在抗战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重塑中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抗战前后祭祀黄帝、界定“民族英雄”与“汉奸”等具有强烈情感性的实践,其对“民族英雄”与“汉奸”话语的研究尤具开创性。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分歧仍然长期存在。贯穿《重塑中华》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单一性中华民族认同与多元性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奏。作者将民国时期的这两种路径,分别称为“一元多流论”与“多元一体论”[19],但各自内部又有不同子类型,二者之间也存在大片模糊地带。《重塑中华》从民国肇论述到民国的终结,呈现出不同类型话语之间丰富的互动与对话。

   民初的“五族共和”话语,虽然并没有在五族之上设“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这一总称,但对于一个联合体的存在,并无分歧。“五族共和”作为官方标准话语,本身就会对单一性的中华民族论述构成一种抑制作用。然而,在1910年代末,出现了对于“五族共和”的强势质疑。《重塑中华》重点分析了孙中山的民族论述。孙中山在民初时曾经赞同“五族共和”,但到了1919年,孙中山就开始批判“五族共和”,加强对单一性的强调。在1924年《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国族说”,称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演讲中也提到了联合“宗族”加强国族认同的路径。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支持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却强调“民族平等”,乃至于承认“民族自决”,这就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形成了很大的张力。

   作为具有清晰方法论自觉的史家,黄兴涛重视研究对象思想的内在差异与张力,避免强行替历史行动者自圆其说。《重塑中华》的后续论述,也向读者展示了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内部张力如何影响此后的历史论述。比如说,孙中山之子孙科继承了孙中山民族思想中的这一张力,一方面用单一性色彩很强的“国族”,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境内各族群平等的意识。但蒋介石主要吸收了孙中山对于单一性的强调,而且将“国族”论述与“宗族”论述结合起来,最终打造出一个极端强调单一性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而国内各族群,应当被称为“宗族”!

   蒋介石倡导的“分枝宗族论”只是“一元多流论”中的一个代表。黄兴涛以语境化的方式,展开论述了“一元多流论”的谱系。强调中华民族单一性的声浪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抗战的背景之下,不少论者认为必须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的紧密团结,才能够激励民气。除蒋介石提出“分枝宗族论”之外,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汪少伦提出“支族论”,《我们的国族》称各民族为“部族”,熊十力强调中国各民族都源于远古“北京人”始祖,等等。但影响论者判断的国际因素又不仅仅是日本。

   作者提到1938年9月至1939年初德国借口少数民族问题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并最终占领捷克全境,对于国内知识人与国民党人士,起到了直接的刺激作用;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度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倡导以地域来称呼边疆同胞。

   与“一元多流论”相对的是“多元一体论”,代表者有20年代的梁启超,吴文藻与费孝通师徒,以及抗战爆发后的中共,等等。梁启超20年代致力于中华民族论述的完善,既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肯认其内部存在着多元性。共产党人早期受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影响,一开始就肯认中国境内民族的多样性,但抗战期间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多元一体”论述结构;吴文藻、费孝通长期在边疆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对于边疆族群的多元,有着非常深入的认识。但黄兴涛指出,“多元一体论”中也存在不同的未来指向,比如梁启超比较强调以主体民族为中心加强民族融合,而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则强调将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民族之间的差异。

   《重塑中华》重构了两种路径之间的数次交锋,借助戏剧性的对抗,捕捉并呈现不同话语的内在特征。一是顾颉刚、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师徒之间的讨论。顾颉刚1939年2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费孝通、翦伯赞和苗民鲁格夫尔表示异议,而张维华、白寿彝、徐旭生、杨向奎、马毅等对顾颉刚表示支持。与顾颉刚思想接近的傅斯年试图从行政上干预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

   黄兴涛指出,吴文藻于1939年发表的《论边疆教育》一文十分重要,明确提出“多元文化”与“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将苏俄的民族政策作为典范,主张政治经济事务上采中央集权主义,在教育文化上采地方分权主义,但又不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吴文藻同时主张结合各民族自身的需要,进行一定的“汉化教育”,以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在黄兴涛看来,这一主张比费孝通与顾颉刚讨论中表明的意见还要“稍微高明一些”。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来成为权威理论,其早年与顾颉刚的争论,因此也获得了较多的关注。

   但黄兴涛指出,吴文藻在争论过程中对费孝通的指点,以及《论边疆教育》中提出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主张,对于费孝通思想的发展是有影响意义的。而忽略《论边疆教育》,仅以吴文藻1927年《民族与国家》和1942年《边政学发凡》为据来认识吴文藻的思想,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比如遗漏吴文藻对于汉文化在边疆的功能的认识。《重塑中华》的论述举重若轻,对吴文藻的讨论,也隐含了对当下实践的回应。近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的教训是,如果只学习民族语言,而不掌握普通话,那么民族之间的交往就难以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后富”更依赖于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民间交流,如果不掌握交流的中介,一些边疆地区就不容易做到脱贫致富。如果要深入探讨双语教育的理由,可以说吴文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先行者。《重塑中华》通过对这一史料的发掘,对中国民族学当下的一些重要理论讨论,做出了极有意义的回应。

第二是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所引发的辩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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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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