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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

更新时间:2018-10-19 00:35:00
作者: 严飞  
当人们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比较时,就有可能因为剥削和机会积累导致的不平等状况而产生对立和相互怨恨的身份认同。认知性因素指人们在事件中遵循社会烙印下的特定模式,当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目标等通过诸如社会运动的方式与运动对象的利益与怨恨联系起来时,对立的身份认同就容易形成。类别化因素则指人们具有单一身份的幻象,从而通过身份塑造使一部分群体“非人化”,引发歧视或偏见,甚至灭族屠杀。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对立的身份认同被强化,“我们—他们”的身份边界被激活并不断被强调,从而促成了伤害性的互动,集体暴力被引爆。这个过程中,个体相互协作引起更大规模的暴力,并能从集体中得到保护,进行违反日常规范的侵害活动。个体被集体控制并将自身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挂钩,最终在情绪的作用下参与集体暴力,成为施暴者。

   在“过程”的挖掘中,暴力究竟是否发生,取决于一系列事件的进程在历史的关键转捩点上将会往哪种方向塑造人们施行暴力时的紧张和恐惧,并如何重新将在场所有人的情绪组织为一个互动过程,包括对抗的双方、观众及至表面上完全不相干的旁观者。

   大多数个体之间的暴力除去开始的言语攻击与最后的收尾,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然而,如果有观众在场的话,一切就变得迥然不同。譬如,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互动理论基础上提出“暴力隧道”(tunnel of violence)的传递之路的说法,即暴力大多发生得十分短暂和有限,如果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暴力就有可能会在时间这一进程中得以延展,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实际上转变成为隧道的建设者。当有观众围观时,处在暴力舞台上的演员会变得骑虎难下,从而愈加激动、斗志满满,抓住表演展示的机会。同时,处在聚光灯之下的瞩目感会吸引更多观众不甘心只做配角,而主动参与到暴力之中。

   暴力隧道也可能会从一个情境延展到另一个情境,诚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言,“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人们对暴力的发生充满了紧张和恐惧,这种恐惧和紧张塑造了暴力情境,处于暴力情境中的人们最主要的情绪也是恐惧,而不是愤怒,因此人们面对暴力的第一反应不是渴望,而是逃离。但群体共同情感、目标和文化取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对暴力的紧张。娱乐型、荣誉性暴力表演就是将暴力限制在一定秩序里从而将其转变成有组织的暴力仪式,使暴力双方的注意焦点转向周围观众,从观众的围观和支持中吸取情感上的力量,从而化解紧张和恐惧情绪。这种暴力表演的观点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不谋而合。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社会角色根据社会规范的设定穿梭于前台与幕后进行着自己的表演。

  


   与历史学者强调每一段历史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同的是,历史社会学者的研究旨趣不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还原或者社会现象的描述,更多的会希望去探寻与之相关的现象在历史维度中的重复,以及事实和现象背后的“机制”因果律问题。《意愿的冲撞》从私人之间的冲突推演到群体、社会的矛盾和冲撞,所勾勒出的暴力多发轫于相对地位的不确定的核心观点,不仅适用于解释十九世纪科西嘉的暴力冲突,在其他的历史时空和政治场域里也同样有所彰显。

   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杨·格罗斯(Jan T. Gross)在其代表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中,描绘了“二战”时期波兰小镇上的一段暴力历史。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居民谋杀了另一半居民——小镇一千六百名犹太人中仅有七人幸存,他们被以溺毙、烧死、棍打等各种残忍的方式所杀害。而杀害他们的,不是二战中“罪恶”的纳粹,而是真真实实与他们有过交集的熟人,他们的邻人。

   在屠杀发生以前,波兰人和犹太邻里之间关系友好,“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然而这种被描绘为“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却被德国纳粹和苏联交替控制的动荡局势所打破,在不同的军队武力控制时,两个民族人民的权力对称关系突然发生导致不对称的变化,原本长期潜伏的民族情绪异化地发泄,群体冲突集中爆发,便演变成了不可逆的种族屠杀和民族情感伤害。虽然格罗斯认为“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但我们不难在其中找到促使普通居民共同完成一场大屠杀的法则:在政治信号瞬息万变、相对地位可能不断波动的大背景下,过往稳定平衡的人际社会关系被打破而变得混乱模糊,双方群体之间对关系的歧义认知促使冲突增多和加剧。而当镇长号召所有波兰人在广场集合清剿犹太人时,无论这些波兰人过去对于他们的邻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在当下已经身处于波兰人的共同体中,“波兰人”的身份认同在广场上得到稳固,没有一丝重新认识“邻人”身份的余地—在以“灭亡犹太人”为目标的群体行动中,没有人会试图拯救“我们的邻人”。

   相比集体选择的理性化,个人选择更易显现出机变性。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原有秩序的崩坏无法弥合在不对称性社会关系的顺从模式下和平共存的身份和角色,造成了模糊的身份认同,行动者从而走入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出身好的人希望通过获得更高的政治身份来得到政权的庇佑,获得更多的资源;出身不好的人则希望通过脱离不好的出身以避免受到歧视甚至打压。而要想在政治身份上更进一步,就需要表达忠心和热情,政治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便是表忠心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激励制度的驱使下,暴力被视作正确。我们因此看到,在《受苦人的讲述》一书中,社会学家郭于华深刻描绘出在陕北骥村的受苦人们如何参与到暴力之中,对地主及其家人进行刑罚。这种是否参与暴力成为界定群体边界的关键标准,共同批斗地主加深了受苦人们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身份认同,也进一步使暴力得以扎根。

   然而,历史图景并非永远能够形成清晰的对立,可选方案之间也并非永远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很多时候存在于口号、标语、名称等形式层面的差别实质产生于人为的建构与选择。当暴力还埋藏于萌芽期的时候,一旦久已确立的既有关系发生变动,或者对社会地位的正当性基础产生出有歧义的界定,深处历史情境中的人们便开始做出回应性的选择,选择引向行动,行动塑造历史。在这层意义上,古尔德对暴力及其内因的精妙分析,更加印证了莎士比亚的名言——这些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

   (《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美]罗杰·古尔德著,吴心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美]杨·格罗斯著,张祝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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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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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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