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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2018:金融危机十周年祭

更新时间:2018-10-16 23:17:15
作者: 许小年 (进入专栏)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十之八九——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货币超发都是财政赤字引起的。

   按规则办事,碰上金融危机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怎么办?紧急时刻需要央行快速和非常规的干预。这不是问题,非常时期可以由议会授与央行相机决策的权力,就像2008年美国国会特批7千亿美元的财政救助一样,危机结束后收回央行便宜行事的权力,恢复执行货币政策规则。

   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更为彻底,他们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对利率的干预,市场形成的利率就是“最优“的,因为市场利率自动等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回报率即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自动保证了债务和偿还能力的匹配,从根本上避免了人为的债务危机。反之,任何偏离资本边际收益的利率都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货币政策不是经济的稳定器,而是一个扰动源。“天下本无事,庸人/智者自扰之”,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政策实属多余之物,作为货币发行者的中央银行甚至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或许有人会问,没有中央银行的日子怎么过?就像前清遗老惊呼没有皇上的日子怎么过一样,他们对某种超经济、超社会力量存在着严重的心理依赖,凯恩斯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不用担心,日子照样过。描述无央行的场景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仅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史上,世界各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没有中央银行的,没有货币政策的时间就更长,而且日子过得并不比有了中央银行之后差。

   第三、经济增长靠的是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刺激。被凯恩斯主义者扭曲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留下了不少的误解,危害最大者莫过于相信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需求,而拉动需求的有效方法是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让我们再次诉诸常识:印钞票不创造任何价值,政府开支也不创造价值。政府花的钱来自税收,税收是企业和个人创造的价值。财政政策的实质是价值在不同人群间和不同时点上的转移,而不是价值的创造。

   从理论上讲,凯恩斯的分析对象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增长的经济,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当期GDP尽可能的接近潜在GDP。潜在GDP定义为:给定技术条件,给定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当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GDP。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提高,和凯恩斯所研究的不是一回事。

   遗憾的是,人们经常把当期GDP和潜在GDP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潜在GDP由技术和资源的数量决定,货币、财政政策对技术和资源的数量没有影响,因此与经济增长无关。由于所有生产要素都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边际收益近乎为零时,增加资源的投入也不能带来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能是技术的进步。

   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而论,资本的边际收益不是接近零也是非常低的,起码在很多地方低于资金成本,否则资金不会脱实向虚,进入资产市场寻求纸面上的增值。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为了控制越来越高的债务危机风险越,为了避免2008年美国的灾难在中国重演,我们应当一头做减法,下决心推进市场化的去杠杆,降低债务负担;另一头做加法,提高实体经济的资产收益率,增强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偿还能力。

   提高实体经济的资产收益率,要求企业进行创新,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要求政府为企业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由于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创新,我们仅简要列出创新需要的制度改革:加强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给予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平等待遇;放松和解除管制;以及全面的减税。

   创新为何需要这些制度保障以及如何推进改革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与凯恩斯经济学毫不相关,熊彼特、道格拉斯-诺斯、威廉-鲍默尔、新科诺奖得主保罗-罗默等人的著作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论不同,这些大师们的研究集中在供给侧,尤其是创新的机制以及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滥用货币、财政政策的后果,那场危机中所付出的天价“学费”就算没有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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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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