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卫平:中国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8-10-04 00:18:04
作者: 张卫平  
1. 民事主管方面

   在我国,司法权的行使又具体分为民事审判权、刑事审判权和行政审判权,因此,又可以将主管具体分为民事主管、刑事主管和行政主管。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民事主管范围包括“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这一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使得作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在主观范围上与1982年之后颁布的《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体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统一。其二,建立了“民行”分立的诉讼体制,删除了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有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也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在法律上确定了民行案件审理的分离。其三,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统一性,即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适用民事诉讼法,不存在所谓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经济诉讼”形式。由于当时人们对民事纠纷的含义理解存在差异和争论,认为在我国除了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之外,还存在所谓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及经济利益的经济纠纷,对于这种经济纠纷应当适用专门的经济诉讼程序。这种经济纠纷和经济诉讼的认识实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利于我国私法体系的建立。

   2. 基本原则方面

   (1)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过去针对涉外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提升为一般原则,是对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民事诉讼法》5条第1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该条第2款规定,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2)诉讼调解——从“着重调解”到“自愿合法调解”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实行着重调解原则。这样的规定在当时是符合人们对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预期。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尤其对当事人处分权自由的进一步认识,认为根据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应当尊重人们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自由。虽然《民事诉讼法(试行)》也明确规定,调解必须自愿,但将着重调解作为一项原则规定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调解的自愿性,与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形成冲突和紧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挥司法裁判的作用,不至于使法院的裁判职能边缘化,立法机关在制定1991年《民事诉讼法》时将着重调解原则改成了自愿合法调解原则。这一修改反映了人们对民事诉讼特征和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学者明确指出,着重调解原则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5]

   (3)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对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原则方面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对检察监督原则的相对具体化——有了明确的检察监督范围。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移植于原苏联。在《民事诉讼法(试行)》中,虽然原则上规定了检察监督,但由于没有具体规定其检察监督职能的范围而无法“落地”。限于人们当时的认识,认为应当将检察监督的范围明确为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于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14条明确规定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当然,即使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有了如此规定,但如何具体落实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审判活动的监督一直是一个问题。[6]

   3. 管辖方面

   最大的变化是承认和确立了协议管辖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尽管协议管辖仅限于合同案件,且在一定范围内,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主导的理念。有的学者甚至将此规定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已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迈出的第一步。

   4. 当事人制度方面

   当事人制度方面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根据现代性纠纷的特点设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群体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现代性纠纷的一个特点是当事人人数众多。按照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方式难以有效率地解决纠纷。因此,我们借鉴了大陆法系的诉讼代表人和美国集团诉讼的一些做法,设立了以共同诉讼为基础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前者以必要共同诉讼为基础,后者以普通共同诉讼为基础。[7]

   5. 举证与收集方面

   基于民事纠纷数量激增,继续按照传统的审判方式——法院主动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法院面临的审判压力将越来越大。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虽然从规定来看,是全心全意地对案件事实真相负责,但实际上却是不切实际的规定。为了减轻法院的负担,也适应民事诉讼的特性,1991年《民事诉讼法》强调了当事人对自己事实主张的举证负担。法院对证据的收集仅限于审理的需要,尽管这样的规定依然不是很明确清晰,但已经表明法院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具有裁量性,而不再是必须为之的一种义务。这一规定也同样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模式或体制转型的一种征兆。

   6. 特别程序方面

   为了与《民法通则》保持一致和协调,1991年《民事诉讼法》专章设置了“特别程序”,增加了包括宣告失踪、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程序规定。为了快捷高效实现权利,《民事诉讼法》还设置了督促程序以及适用于宣告票据无效的公示催告程序。[8]

   7. 设立检察抗诉程序

   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章增加抗诉程序,主要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对错误裁判的监督。有学者认为“抗诉制度在民事诉讼法制度体系中的出现,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成为落实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第一块基石,正因为有了抗诉制度,停留在抽象层面的检察监督原则,从此获得了实证意义,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所涵盖的丰富内容,在抗诉制度的牵引下,日益地具有制度证成价值,原则与规则之间的鸿沟得以逐渐填平。”[9]

   8. 设置破产还债程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企业破产已经提到改革的日程之中,为了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还债程序有法可依,在破产法短期内还不能出台的背景下,《民事诉讼法》先暂时对此予以规定,以解燃眉之急。

   9. 执行程序方面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虽然有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但规定比较简单。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执行部分有了较大程度的完善。在“一般规定”这一章中增加了关于执行机构的设置、执行和解、暂缓执行以及具有我国特色的执行回转等内容的规定。在“执行的申请和移送”这一章中,规定了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监督的权力。在“执行措施”这一章中,增加规定了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加强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若干措施,以应对执行实践中已经存在的“执行难”问题。

  

三、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社会各方面改革的深化,21世纪初,《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提上日程,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普遍认为本次修改应当是全面修改,并且从全盘修改的角度探讨如何完善民事诉讼法。[10]不过,最终《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未实现大改,仅仅是小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选择两个大的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作为修改的重点,其目的主要是应对社会对于解决“再审难”“执行难”这“两难”问题的强烈诉求。

   在再审制度方面,进一步细化再审事由和再审程序。在执行制度方面,其修改也有较大力度。增设了立即执行制度、财产报告制度,加大了执行威慑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执行异议制度,设立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

   虽然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主要针对化解“两难”问题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难”并非完全是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法制建设、司法体制的问题。因此,从《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实施情形来看,“两难”问题的解决似乎并没有到达预想的结果。

  

四、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


   (一)背景、指导思想与过程

   1991年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20年。一方面,我们已经为民事诉讼法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民事诉讼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在20年的实践过程中也反映和显现出《民事诉讼法》存在的诸多不足,需要根据人们对民事诉讼规律的认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予以完善。2007年虽然对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但因为时间和准备方面的原因,只能根据当时的急切需要进行小修小改。1991年以来民事纠纷数量呈不断增加的态势,纠纷解决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也需要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设置相应的程序和制度以更好地应对这种发展态势。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思路是: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诉求;解决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实际问题;不动大的结构;不过多地增加新法实施的负担。在修改的程序和组织方面,由人大法工委相关部门——民法室——根据社会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形成问题,并与学界和实务界进行了多次讨论,征得有关部门和学者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修改草案。此时,虽然学界已有三个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且都提交给了相关立法部门。[11]但从最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稿来看,对这些建议稿的吸收不多。原因可能在于专家建议稿移植、借鉴的成分比较重,理想化程度较高,对现实的针对性不够,学术性较强,而且是基于全面修改的目的,而非像现在的中等规模的修改(当时的修法体制也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地、全面地修改)。

   (二)民诉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1.诚实信用原则法定化

   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公正、诚实和善意的原则。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诚实信用地实施民事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例如,要求正当行使诉讼权利就是诚实信用的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的明文化、法定化的意义在于:明确对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是对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的最高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是将对人们的道德规范吸收进法律规范之中,以提升法律规范的要求。正因为诚实信用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内的道德要求,诉讼主体的行为又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难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将诚实信用的要求加以具体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67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