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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

更新时间:2018-10-03 22:34:44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前面谈论儒学变迁的大势,是指的近十年来的儒学现状;现在讨论儒学发展的展望,则是一个时空尺度更大的问题。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儒学的未来当然与儒学的现状密切相关。

  

   (一)儒学发展的客观展望

  

   前面谈到的两层意思,客观地决定了儒学的未来图景:一方面,结构上的三元格局还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完成;而另一方面,目前这种比例上的力量消长的态势在近期内不会改变,至于长期前景将会如何,目前尚难断定。在此,我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

  

   上述的“展望”,是一种客观的观察;而所谓“愿景”,则意味着关于儒学未来前景的某种主观的愿望。

  

   (二)儒学发展的主观愿景

  

   我这里要谈的愿景,涉及两个大背景:一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与社会转型的问题。

  

   1、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里涉及的是所谓“现代性批判”、“启蒙反思”问题。我曾撰文谈过这个问题,大致来说,存在着来自两个截然不同方向、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现代性批判”或“启蒙反思”。[12]

  

   一种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的“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的对象,其实并非现代性本身,而是西方现代化的目前阶段的状况,即尚未真正兑现现代性的启蒙承诺——人的解放,即个体的解放。这里就需要严格区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是最典型的:他也批判“现代性”和反思“启蒙”,即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因为他所批判的并不是“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而恰恰是这种承诺的未能兑现,前现代的“臣民”并未变成真正现代性的“人”(person),而不过是变成了今天的“大众”(mass)——他们自以为是个体自我,实际上却是被资本、权力及媒体操控的。[13] 所以,有一点是特别需要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而恰恰是现代性的更深刻的展开;他们并不是反个体主义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个体尚未诞生。

  

   另一种则是站在前现代立场的“现代性批判”。上述后现代主义的课题其实并非中国面临的课题,因为中国社会尚未达到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现代化程度,中国社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现代化或现代转型,亦即通过启蒙而走向现代性。但由于某种原因,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或“启蒙反思”思潮的传入,却激发了中国的原教旨主义思潮。这在中国当前的某些儒家当中尤其显著,那就是原教旨主义儒家对现代性和启蒙的批判,他们试图让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去。这样的企图与后现代主义的取向是背道而驰的,价值上不可取,事实上不可能。

  

   2、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与社会转型问题

  

   所以,谈到儒学未来发展的愿景,必须反复强调: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远不是所谓“后现代状况”,而是“走向现代性”的问题。“走向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所谓“社会转型”不外乎由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性社会。因此,儒学要避免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价值;为此,儒学自身首先需要现代转型,即实现儒学现代化,成为某种“世界儒学”[14]、或者“人类儒学”,而非某某主义的儒学。

  

   注释:

   [①] 本文是笔者在第七届嵩山论坛的发言稿,论坛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文物协会和河南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共同主办,由杜维明先生和陈来先生召集,于2018年5月15日在河南嵩阳书院举行,主题为“十年来儒学变迁之大势与发展之展望”。

   [②] 笔者于2018年4月23日收到《孔子研究》主编王钧林先生的约稿邮件,所约的稿件即此次会议的发言稿,所拟的题目为“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

   [③]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参见黄玉顺:《儒家“妾身未明”之际》,共识网(www.21ccom.net)。

   [⑤]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⑥] 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⑦]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⑧] 参见黄玉顺:《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当代儒学》第10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

   [⑨] 我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参见黄玉顺:《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当代儒学》微信公众号(dangdairuxue)2017年6月27日。

   [⑩] 参见徐庆文:《应当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1]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12] 参见黄玉顺:《论“儒家启蒙主义”》,《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原题为《警惕“强国压倒启蒙”——“儒家启蒙主义”倡言》,发表时编辑部改题)。

   [13] 参见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4] 参见黄玉顺:《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自我变革》,《孔学堂》杂志(中英文)2015年第4期。

  

   原载《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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