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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关于中国的法治道路

更新时间:2018-10-03 02:49:08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有大学对社会的良知,才有五四运动。大学关心政治进步、法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公正。这五个方面,是大学的良心所系。大学是收藏社会良心的地方,当社会无德时,大学还有德。当社会因为物欲横流、吏治腐败而使人们心灵堕落的时候,大学还应以其独立、自由、公正的品格予以阻却。企业会因唯利是图、不顾公益而无德,政府会因丧权辱国而无德。如果一个社会连大学都堕落了,社会的良心也就沦丧殆尽了。

   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道德的共同体。这就是大学的本质所在。

   开场之前,我先我对“大学”的理解,简单的跟大家交流一下。在坐的每一位都是中国最幸运的人。因为你们置身于中国最好的大学。

   但是前几天我在吉林大学讲过几句话,一句话叫作:“所有天使在上帝面前都是凡人”。你们来之前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当所有的最好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凡人。

   第二句话:“在母校面前,所有的游子都是孩子”。在这里,我讲一个季羡林到山东大学的故事。京师大学堂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官办学堂——1898年,清政府光绪皇帝批的京外的第一所大学是1901年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当时办学的时候,是预科和本科同时办。山东大学1991年迎来90周年校庆的时候,季羡林1926年在山东大学做学生,这里面有他很多的故事。他不愿意读书,天天到大明湖去玩青蛙,但是他发现大明湖的青蛙为什么不叫,这个发现已证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当时山东大学的校长是清末的状元叫王寿彭,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他发现了这个聪明的孩子。所以校长直接找他谈,告诉他,如果这个学期期末能考第一的话,我给你写一幅字。季羡林就回去告诉他的叔父,季羡林是过继给他的叔父的。他叔父在济南开当铺。他的志愿当时就是将来要打一手好的算盘,把他叔父这个当铺继承下来,把它开好。他叔父一听,王寿彭能给你写一幅字,他那幅字的价值,比我们整个当铺的价值都大,你好好学。到年终,他就考了第一名,校长不食言,写了一幅字给他。然后校长又告诉他,如果你今年还考第一名,我不光给你写字,我还给你作一幅画。季老第二年又考了第一名,王寿彭又给他写了字作了画。再后来季老就带着这两件作品到清华来,再后来留学回国,到我们北大来。当山东大学90年校庆的时候,季老回母校参加校庆,坐在主席台上。他是年龄最长的人,山东大学请他致辞,他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敬爱的母校的各位老师”。第二句话是:“我亲爱的在台下坐的学弟学妹”。台下一片掌声。

   大家从这儿要获得启发,无论你将来地位多高,无论你将来年岁多长,无论你多富有,当你回到母校的时候,这儿就是你的母亲。所有回母校的学子,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在这个母亲面前,所有的学子都是同辈人,所以他称大家为学弟学妹。从这个故事里我总结了刚才这句话,“在母校面前,所有的游子都是孩子。”你们要珍惜这个伟大的母亲。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谈谈中国的法治。

  

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要谈中国的法治,就要作一个比较。讲中国法治的历史,我们是世界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法学家们研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它们都比中华法系晚得多。

   世界上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是刻在一块玄武岩的石柱上,目前藏在法国卢浮博物馆里。大家到法国参观卢浮博物馆,你不要以为那幅蒙娜丽莎油画和维纳斯雕像是最有价值的,其实在卢浮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部汉谟拉比法典。上个世纪1901年前后,法国的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了这部汉谟拉比法典。这些历史学家知道这是宝贝,发现以后立刻用沙子把它掩埋,夜间趁人不备的时候把汉谟拉比法典盗运到欧洲去了。现在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要求归还,但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汉谟拉比法典是法国卢浮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排在第一位。 这部汉谟拉比法典距今近4000年的历史。

   中国的法律,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我们国家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法。“禹刑”距今大概有3500年左右。所以,汉谟拉比法典、中华法系都比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要早得多。汉谟拉比法典早这两个法系2000多年,中华法系早他们1500年。中国有悠久的法律传统。现在世界上五大法系中,中华法系被认为独树一帜。那几个法系都和神有关系,离开了神就没有西方的法律。但是中华法系最独特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老祖先、祖宗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法和神可以分开。敬神不如敬天,这个“天”包括自然,敬天不如敬人,敬人不如敬德。敬什么样的人呢?敬那个最有道德的人,让那个最有道德的人来管理国家、制定法律。所以中国就形成了道德和法律两者互为表里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

   这个思想是一步一步成熟、发展起来的。比较早得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知道,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那个“轴心时代”。世界上五大文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产生,都是在2500年前。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国家在争雄的时候,齐国比较早的采用了法家思想,齐桓公任用管仲,管子就是法家的鼻祖。齐国到后来,有一个叫荀子的人,他把天下诸子百家,都招到齐国去,在那里开办了个“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论坛”的起源,各家都可以到“稷下学宫”来讲,每一家讲完以后要接受下边的辩问。如果辩论你赢了,第二天可以接着讲。如果你答不上来,对不起,要下去,换另一家来学。

   荀子做“稷下学宫”的祭酒,他是受益最多的人。他集百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他是最早提出来“隆礼重法”的人,我们今天讲“隆重”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荀子一大发明。“隆”,就是举起来,“重”,举而知其重。左手举其礼,右手举其法,礼法要结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礼法结合的思想。荀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斯,一个叫韩非。这两个人跟老师学了以后,被秦国招去了,到了秦国以后,他们发现秦国的国君只好法而不喜礼,所以就把法家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句话作了记载,“天下事无大小,一切皆决于法”。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这批秦简的出土把中国历史上断了的很多东西给补回来了。社科院的考古所、法学所许多学者考证秦简,里边不仅有秦律,还有法律答问和案例。现在根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推算,秦代的法律有一万七千条左右,基本上做到了事无大小,一切都依法办。但是秦代“一切皆决于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叫“二世而亡”。大家应该读过贾谊的《过秦论》。贾谊是个天才,18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留下的不朽的篇章就是《过秦论》。他分析秦代失败的原因,“专任法而弃德”,一个国家如果全部用法律来统治而不用道德的话,也会短命而亡,所以贾谊的《过秦论》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启发。

   到汉的时候,刘邦取得了天下,他知道治国不用法律也不行,刘邦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像秦代那样用那么多的法,只“约法三章”。“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法,就三句话,“杀人者死”,这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到今天我们还在奉行,杀人的要判死刑。后面两句话合起来了,“伤人及盗抵罪”,伤了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要治罪。刘邦就用这三句话,用这三个罪名治理天下。当时奉行的是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但到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这就证明法律太简也不行,后来他就命箫何作“汉律九章”(《九章律》),从三章法变成了九章法。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励精图治,形成文景之治,五谷丰登。中华民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与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相伴随的实质上一直是贫困的历史,文景之治出现了第一次丰衣足食。《史记》有一段话:“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太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家粮库,这段话描述了当时国家粮库的粮食多得都露在外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了陈化粮,变得不能食用的场景。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与这个时代伴随,产生了一个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想到荀子的思想可以作为治国的思想,但是他又不把荀子的思想直接拿过来用,所以他就发明了“德主刑辅”,治理国家以德为主,以刑,刑也就法,以法为辅助。汉武帝把“德主刑辅”作为自己的治国之道。“德主刑辅”的思想拿来立法,就变成了汉律,后来的晋律、隋律都秉承这个思想。到唐代的时候,唐朝把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都吸收下来,天下所有的事都要用礼和法两者来调整,“礼之所去,刑之所收”,凡是道德调整不了的就用法律,“出礼而入刑”,一个行为违背了礼,礼调整不了,那就要入刑。“礼法结合”就变成了唐律。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就这一部唐律,影响了世界。我到日本东京大学去,东京大学专门有一个书库藏中国的法律图书,日本把中国的唐律拿过去原文把它抄下来,就形成了日本的《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就是中国唐律的翻版。礼和法的结合就成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治国之道。

   在中西的比较上,从西方的法系产生以后开始,20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领先西方1800年。在1800年里中国是先进的,西方是向中国学习的。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西方学我们的,先是被法国人学过去,后来变成了英国的制度,又变成了美国的制度。考试制度就是中国的发明。在治国理政上,只是到了近代我们才落后了。大家知道的,有“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要回答这“两问”怎么办?其实1840年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人家了?四大发明是我们最骄傲的,西方是学了我们的发明来打败了我们。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器物、技术和西方比落后了,所以中国学西方的第一个热潮,就是学西方的科学。科学学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的铁路有了,电灯也有了,机器也有了,也能够造枪造炮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南洋水师。北洋水师有12艘战舰,南洋水师也有12艘战舰,当甲午海战战事吃紧的时候,北洋水师向南洋水师借舰。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舰艇,吨位8000吨,接近万吨;有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大炮,克虏伯大炮。日本吉野号的舰炮口径只有100毫米,我们那个时候的舰炮已经达到了300毫米。但是为什么甲午一战我们失败了?

   同学们将来有机会可以到日本的下关去看一下。下关有个地方叫春帆楼,就是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春帆楼的后面有一条道路叫“李鸿章道”。我曾经问过李肇星同志,我说你不是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走遍了吗?你能告诉我世界还有没有其他国家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他很认真的告诉我没有,我所知道的就这一条。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到处都是,但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并不多,因为道路的命名是政府行为。可见,李鸿章对日本的贡献之大。这个春帆楼是日本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络绎不绝的中小学生都到春帆楼来参观。日本蔑视中国的起点,就在这里。所以甲午海战我们打败了,我们器物技术上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

中国的朝野和仁人志士又开始寻找原因,我们败在哪里?最后得出结论来,不是我们的器物技术不如西方,而是我们的制度落后了,一定要学西方的制度,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公车上书,才有戊戌变法,才有清末改律运动。从1903年开始,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法律变革。有一个人叫沈家本,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修律大臣。我读他的书的时候,他有两句话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中国和西方比较,在制度问题上、在法律问题上,我们“应学而不学谓之愚”,指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第二句话,“应改而不改谓之悖”,应当改革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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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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