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富强:如何构建作为合作组织的企业制度?

——基本目标、治理机制和组织原则

更新时间:2018-09-29 17:54:37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把企业假设为企业主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工具,这种思维显然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组织的运作。

  

   三、合作组织的基本目标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协作系统,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组织,或者要在一个协作系统内进行生产或消费呢?巴纳德指出,人们选择是否参加某一特定的协作关系主要有两点依据:(1)“当时的目标、愿望和动力”,(2)“个人认识到的在他之外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机会”。[15]也就是说,人们参加协作组织的直接目的就是能够提高自身的利益,协作系统之所以存在和扩展也就在于它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协作系统的扩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程。问题是,协作组织如何能够满足所有成员的利益和需求呢?这就依赖于它的协作有效性,从而可以产生出一种合力并创造出远大于孤立个体所创造的价值之和。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共同协作组织的成员往往都具有共同或相似目的,因此,巴纳德把协作系统视为“是由两个以上的人为着协作达到至少一个以上目的的,以特定体系的关系组成的,包括物的、生物的、人的、社会的构成要素的复合体”。[16]同时,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有自身的目的,只有当这个目的实现时协作才是有效的,而如果缺乏这种目的,协作系统就不可能有效,从而也就不可能持续存在。例如,作为生产领域的协作系统而言,其满足人类需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促进人类财富的增长或价值的创造,而且,各种生产组织的出现以及更替也主要就是以增进财富增长或价值创造为目的的。

  

   为此,巴纳德把协作系统公认的目的之实现称为组织的有效性,而实现的程度就标志着有效性的程度。巴纳德写道:“把组织的各种要素恰当地结合起来生产出效益,使协作体系持久存在的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协调的质量是组织存续的关键因素”。[17]当然,现实企业组织除了做大蛋糕外,还涉及蛋糕的分配问题,而分配往往又是博弈的结果。这样,现实企业组织往往就有这样三重目标和特性:道德性、有效性和效率。其中,道德性是强调协作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责任问题,体现了组织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以及利益分配的公正性;有效性是指完成协作系统原初目的的程度以及自身维持问题,它是就组织自身而言的,是从协作这一整体的立场来衡量完成协作目的的指标;效率则是指个人满足的充足程度,它是基于协作成员个体而言的,用来作为衡量个人动机满足程度的标准。巴纳德指出,“协作迫使个人的动机发生原来不会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朝着有利于协作体系的方向发展,它们就成为协作体系的资源;如果它们朝着不有利于协作体系的方向发展,它们就成为协作体系的障碍或限制”;特别是,“正式的协作体系要求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这样一个目的本身就是协作的产物,并成为识别协作体系所采取行动的要素,是协作性的一种标志。……它成为集体努力的目的,其实现使集体成员得到满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目的同协作的目的是不会混淆的——协作的目的显然不是个人目的”。[18]

  

   这也意味着,现实中的企业目标实际上蕴含了寓意不同的双重特性:道德性和有效性反映了作为协作系统的基本要求,而效率则是现实企业被当作私人牟利工具时的基本诉求;而且,在不同时期,随着企业组织的现实与本质相背离的程度不同,企业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目标也不同。事实上,尽管有效性对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来说是根本的,但现实生活中效率却成为优先乃至唯一的目标。究其原因,个体之所以参与协作就是以满足个体动机为寄托的,因而协作系统内的个体首先关心的是效率问题,而不是整个协作系统是否有效的问题。相应地,当不同个人或群体取得企业组织的决策权时,他就会根据个人的效率原则来决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当企业组织为资本所有者所控制,它就主要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当拥有内部控制权的经理阶层左右企业发展方向时,“增长最大化”及“销售最大化”往往就成为企业的目标;而当企业被视为工人自愿联合的实体时,工人工资最大化就会取代股东利润最大化和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资本在迄今为止的合作生产中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企业的决策权往往就为物质资本及其所有者所控制,以致利润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例如,一个典型的美国公司往往会宣称:公司的整体目标是,提高公司所有者——股东——的长远利益。

  

   其实,尽管效率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评估企业的基本标准,但效率本身并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衡量达到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特定制度所体现的效率往往会因目的预设不同而差异巨大。一般地,这里的效率至少体现为这样三个层次:(1)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如工资、利润、租金等;(2)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如社会福利;(3)最大化组织机构自身目标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效率时,首先要界定这个效率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同时要考虑企业盈利的剩余究竟是为股东、管理者还是生产者。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观点,格里高利.道就指出,单纯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组织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义分析缺乏一个因果基础。[19]事实上,组织的选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总的交易费用问题,还有这些费用在代理人之间的分配;如果考虑了后一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明,即使劳动者管理的企业(LMFs)更有效率,资本家管理的企业(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无论是CMF还是LMF,任何一个结构的治理的好处都流向了那个结构中有管理权威的代理人,那么较少管理者的CMF将会战胜拥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当后者有一个较高的总量数额来分配时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汽车行业为例: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之所以处于破产的边缘,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们的技术水平、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方式落后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汽车公司而产生的有效性差异,而是在于因利益分配和成本支出结构而产生的利润剩余差异。

  

   总之,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是多维度的,它根本上是关注组织的有效性和分配的道德性而不是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效率。事实上,正如巴纳德指出的,与其他协作系统的目的相比,赋予企业追求利润的目的是不正常的。[20]而且,即使我们在进行效率的比较时,也首先要对效率的内含进行界定;而效率的衡量首先以目标的确定为前提,目标的选择则涉及正义问题,因而效率评价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把效率等同于掌控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主权者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而被现代经济学赋予主权者角色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强势者,长期在企业中处于强者地位的就是资本所有者,相应地,作为弱者的劳动者则成了企业主获得最大化效益而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入品。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企业效率往往被等同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因而企业主可以不顾工人的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也不必考虑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只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中国那些“山寨厂”的竞争力之所在。显然,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主要是为强者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为现实社会制度辩护,将社会上的剥夺行为合理化;更为甚者,这种学说往往可以为社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有助于种族和种姓的社会等级制。

  

   四、合作组织的治理机制

  

   集体行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公地悲剧”以及集体行动困境都是由此而生的,相应地,如何避免这一问题也就是合作组织治理机制的核心。那么,如果避免参与者的机会主义并促进合作呢?按照主流博弈论的观点,只有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次数足够大时才会形成自我维系的合作均衡。那么,如何使得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次数足够大?一般地,这可从两个层次加以思考:(1)合作组织的自由退出,成员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可以自由决定在下一个周期是否留在合作组织内,从而以冷酷策略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实行机会主义的成员。显然,在是否加入合作组织的第一层次上,自由退出就形成了一个重复博弈,它是林毅夫在探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合作社时特别强调的。(2)合作组织的内部惩罚,机会主义者无法在实行搭便车行为后退出合作组织,此时其他成员可以通过消极的冷酷战略或者积极的“以牙还牙”战略来报复和惩罚它。显然,在加入合作组织后能否惩罚机会主义者的第二层次上,限制退出就形成了另一个重复博弈,它是麦克洛伊德在研究团队产生中提出的“退出成本”理论。[21]

  

   一般地,自由退出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它的实施成本较低,却可能导致合作的瓦解;限制退出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它可以强制维持合作的存在,但执行成本却是高昂的,而且“以牙还牙”的策略还可能因不断升级的报复而陷入“低水平合作的恶性循环”。那么,如何解决各自的缺陷呢?赫希曼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了退出-呼吁治理机制。A.赫希曼认为,在集体行动中,合作行动的关键是个人要显示其偏好,而个人显示其偏好主要有两种机制:(1)通过进入或退出的用脚投票机制;(2)用某种形式的书面的、口头的或呼吁的用手投票的形式作出传递。相应地,面对其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合作组织的政策不满,成员往往会采取三种行为方式:(1)选择离开团体的退出机制,(2)促进团改革内的呼吁机制,(3)留在团体里并保持缄默的效忠机制。表示如下:

  

   图1 个人显示偏好的两类机制

  

   那么,组织中的成员究竟会采取何种方式呢?赫希曼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种机制的成本差异。一般地,退出被视为是市场交易行为的一般特征,因为买者和卖者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如消费者首先会放弃产品质量下降的公司而选择新的供给者;因此,经济学家往往把退出选择看成是正常反应,把用脚投票视为一个高效机制,而认为呼吁机制的成本太高了。相反,公共选择、投票过程和政治科学文献都假定退出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在一定政治范围内的所有市民至多只允许其放弃参与政治过程,而不能脱离政体以逃避政治决策的后果;因此,政治学家往往把呼吁视为促进绩效恢复的有力手段,从而努力探究以合适的制度设计来加以强化。当然,绝大多数组织的衰退都会引起上述三种机理的综合性反应,而具体那种反应占主导,这取决于组织产出的要求与质量下降之间的敏感程度。赫希曼给出的一个简单的退出与呼吁图形如下:在图2的左图中,相当小的质量下降会引起对组织产出需求的极大损失,因而退出比呼吁更为重要;在图2的右图中,需求对质量相对无弹性,因而呼吁比退出更有影响力。[22]

  

  

   图2 退出-呼吁的机制选择

  

然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推崇基于消极不合作的退出机制,但这种退出惩罚方式具有自身的弱点,它往往会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例如,美国在无限制的“华尔街用脚投票法则”的支配下,造成了行为的短期和近视化。同时,即使退出机制适合市场交易,但也并不一定就适合社会化生产;究其原因,劳动也具有专用性,甚至比资产更具专用性,从而劳动者从企业组织中的退出绝不是如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是低成本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56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