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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

更新时间:2018-09-26 01:06:36
作者: 吕忠梅  
一是认为环境法是领域法学,[18]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科学有关,环境科学在国际上被称为是领域性学科。[19]有法律学者提出:“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整合性、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协同性的新型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研究目标的综合性、研究对象的特定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复杂性等特征。”[20]二是认为环境法学是边缘法学。这里的“边缘”是表明其具有多学科交叉和渗透的属性。“边缘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类特殊分支学科,它是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因部分研究对象相关或交叉重迭,以及研究方法的直接移植而产生的一类分支法学学科”。[21]

   两种学说都探讨了法学中的多学科交叉、多部门融合问题,可以用来解释环境法的一些特殊品质。尽管观点不尽一致,但都认为它们姓“法”。以这样的角度,环境法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环境科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一步,环境法之所以会有“领域性”或者“边缘性”,是因为它对社会关系的“二次调整性”,即在某类社会关系已有法律进行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另一性质的法律对该社会关系再次进行调整的法律。[22]比如民法创设所有权,为保护环境,环境法要对所有权加以限制。[23]

   “领域法学”或者“边缘法学”的观点,可以在事理上说明环境法的学科属性。但也需要澄清一些问题,“领域法学”的核心是如何解决领域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涉及法律体系与“领域法”、法学体系与“部门法”、法律制度与“部门法”的关系等二级命题。“边缘法学”也还要进一步回答边缘法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是法学学科还是环境学科、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这两种观点是法理方面的努力,但解释力、证明力都有待提升。从法理角度看,环境法的逻辑起点、环境法的范畴体系、环境法如何形成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环境法足以支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研究的内容、环境法是否需要教义学方法?等等,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环境法的研究范式远未形成。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环境法是因不从法理上解释问题而难以被法学认可。

   (二)环境法的“独立诉求”

   由于环境法的跨学科属性,有人说它从来不是一块纯粹的法律蛋糕,而是多层夹心蛋糕。但从事环境法研究的法律人,一方面要关注作为法律分支的环境法与非法律学科的关系;另一方面,更要关注环境法与传统法律之间的关系。

   1.传统法学概念面临环境法的挑战

   传统法理学建立的概念体系,可以基本满足传统法学各部门的需要,但面对环境法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一是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可以表达为“环境的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对环境的权利”(right to environment),[24]环境权理论到底研究的是那一种?法理学上的权利概念能够解释吗?二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已经建立,排污能够成为权利吗?传统法理学能否解释这样的“权利”?[25]三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和传统法理学上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是一回事吗?[26]四是环境与健康风险预防制度,风险预防属于哪一类行政行为、法律后果是什么?[27]五是环境犯罪、生态犯罪、资源犯罪,可以用传统刑法学中的犯罪理论进行解释吗?[28]六是环境公益诉讼,有所谓的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吗?[29]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有新的法学概念提出并证成。

   2.传统法律制度解决环境问题失灵

   传统法律制度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具有合理性,不容置疑。但这些制度在面对环境问题时,难免失灵。比如,民法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律,建立了以不动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物权制度在民法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物权制度与环境法相关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物”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二是自然资源利用方式。

   民法上的“物”需为有体物、独立物、能为人力所支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且为特定物。[30]但在环境法中,“物”属于环境资源,如森林、草原、土壤、矿藏、河流等。是指在可预计的范围内能为人类所利用的一切物质,既包括正在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也包括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为人类服务的物质;还包括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功能。环境资源虽然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大部分有体,但由于无法满足特定、独立的要求,不可能都成为传统民法上的“物”。特别是生态服务功能,无体且不可分割、必须有系统循环才可形成并发挥作用。[31]这些在传统法律制度中尤其是民法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涉及。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关于是否建立“公物”制度尚在争论,环境法与民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32]

   还有,我国物权法没有“资源利用权”的概念,主要以用益权制度来解决国家资源所有权的使用问题,矿业权、林业权、渔业权、海域使用权都是用益权吗?比如,渔业权包括养殖权与捕捞权,捕捞权是用益权吗?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有消耗性使用和非消耗性使用两种,把消耗性使用定性为用益权在逻辑上不能自洽。[33]崔建远教授认为这些是准物权,可以从民法角度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建构。[34]准物权与用益权的关系值得探讨。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民法和环境法都以自然资源为研究对象,但因不同的人性预设而建构了不同的制度体系:[35]环境法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利益,保护自然资源所承载的生态价值、公共安全价值,要通过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公法措施来实现;而民法为了个体利益,保护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要通过物权制度及其流转制度来实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36]

   3.部门法学方法论不能解释环境法现象

   传统法理学建立在民法基础上,以个人主义为圭臬、采取还原主义方法论[37]构建了法学范畴和概念体系。还原论作为西方现代科学之源,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因为人类主体思维具有割离本性,“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38]

   实际上,法学研究是这样一种“还原”思维:将法律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以是否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将纠纷区分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并分别处理;等等。还原论的优点在于将知识进行严格的系统化、精确化,使我们有逐步深入理解法律、认识法律运行规律、建立法学范畴的可能。我阅读的法理学著作中,还原论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哈特的《法律的概念》,还有马默的《法哲学》,等等。哈特继承凯尔森的规范性分析框架,为法律效力问题提供了还原论解释。[39]马默认为哈特也不完善,明确提出将还原论作为法哲学方法论,以彻底的还原论夯实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40]

   但还原论缺点也在于割离,部门法学理念下的独立调整对象、独特调整方法、独有法律规范,与环境法无关;部门法“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被环境法打破。还原论把本来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的社会现象离散化、割离化。导致无法对新兴法律现象合理解释。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41]

   我还要特别说明,目前,环境法学秉持何种方法论,比较混乱。因为大多数学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我们一方面以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为论据,批判民法的个体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解释和建构环境法理论时,又回到部门法思维,用尽招数把环境法纳入部门法学;[42]我们实际上也在按照还原论构建环境法学体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3]

  

三、环境法如何建设新家


   传统法学理论、制度面对环境法现象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找到突破“家规”的方法与途径,建立新家。

   (一)环境法的特有标识

   环境法基础理论一定会涉及几个问题:一是环境法的主体不仅有个体意义上自然人、当代人,而且包括类主体意义上的全人类、后代人,[44]不同于传统法律以自然人为主要主体。二是环境法不仅保护单一的自然资源或者环境要素,而且还保护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不同于传统法律以“物”[45]为主要客体。三是环境法所关照的不仅是某个区域和现在,而且包括整个地球及未来,[46]我们都生活在“地球村”。四是影响环境法律关系形成的因素,与传统法律关系仅由人的直接互动而形成完全不同,自然因素在中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47]正因为传统法理学的调整对象理论无法解释后代人权利、动物福利、自然环境的权利,法律关系理论不能将环境要素、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等作为客体,法律原则理论难以合理解释风险预防、公众参与,法的价值理论对处理生态安全、环境正义与传统安全、社会正义的关系准备不足。环境法学才发出了“革命”的呐喊,[48]要求建立“新家”。

   这里,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环境法的两个明显标识:一是高度的科技关联性,二是广泛的利益冲突。高度的科技关联性表明环境法所有的因应都要以科学机理作为支撑,[49]环境工程学、环境物理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生态学都是既表明环境问题的科学性又支撑环境法学的知识体系。广泛的利益冲突表明环境问题涉及多元主体、多层次的复杂利益关系,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面向,生态伦理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管理学、生态文化等也是既表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又支撑环境法学的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法是科学理性、社会理性和法律理性的高度融合。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标识来观察环境法的一些特有制度。比如,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建立碳市场。要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当然需要完善的合同制度。但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合同制度必须适应碳市场的特殊需要,即参与主体多元(如政府、交易所、第三方核查机构、控排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等)、交易客体特殊(如配额、核证减排量、碳金融衍生品等)、利益关系复杂(如多元主体间的经济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利益等)、风险多重(如政策风险、法律风险、气候变化风险等)、综合市场属性(如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特性)。[50]碳市场本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资”交易市场,碳源、碳汇的形成具有强烈的科学技术性;碳交易也非传统意义上的“买卖”,涉及国际国内多重因素考量、选择以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些特性决定了传统的合同制度不可能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必须建立新的制度。

   (二)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审视环境法现象

   “法律关系”一词是法学家伟大创造,体现了法学知识的“纯粹理性”。[51]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观察环境法现象,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环境法的特殊性。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因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活动而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广泛而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环境社会关系均需要也可以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那些频繁出现、比较重要、可能影响社会主体环境权益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环境社会关系,经由环境法调整后才形成环境法律关系。对此,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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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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