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立中: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8-09-03 07:21:3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Crook,Pakulski and Waters,1992)尽管我们对这个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式的具体细节尚无确切的认识(因此目前最好不要去详细讨论这个新社会本身,而是应该讨论正在产生这个“后现代社会形式”的变迁过程),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新社会形式不是“现代性”。

   在《从工业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一书中,库马也曾经对“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所描述的“后现代社会”做过一个简要的概括。库马写道,对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来说,当前西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程度凸显的碎片化、多元化和个人主义。而这部分地与“后福特主义”理论家们所宣称的那种工作组织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有关,部分地与全球化过程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衰落以及地方(local)或地区性(regional)文化的重要性重新上升有关。随着民族国家地位的衰落,过去那些典型的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制度与实践也日趋衰落。“大众政党让位于以性别、种族、地区和性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以阶级和共享的工作经历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消解于更为多元和私人化的认同形式之中。……认同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实质性的,而是流动的和多变的,拥有多种来源并采取多样化的形式(不再有‘妇女’或‘黑人’之类的东西存在)。”(Kumar,1995)“后现代社会”的这种碎片化、多元化特征与“现代社会”整体化、一元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现代社会”同“现代社会”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的空间结构上。“后现代性逆转或者限制了现代性的某些典型的空间运动和安排。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为一种逆中心化、逆集中化和分散化的运动所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福特主义’的运动有关。但也是西方社会许多地区‘去工业化’(许多制造业部门被出口到非西方社会)和一种以高科技、研究取向为基础的‘再工业化’过程(它偏好于设立在郊区或远郊地区,尤其是接近于大学的城市)的结果。工作和人口从大城市中迁移出去。小城镇和乡村的人口重新获得增长。后现代建筑则逆转了以高层建筑为取向的趋势。街区现在被规划为小规模的样式,将人们与邻里连接在一起,并着眼于培养特殊的地区(place)精神和特殊的地方(local)文化。”(Kumar,1995)

   对于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来说,“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前者创造了一个与后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里,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电子媒体创造出来的“模拟世界”中。“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充满了影像和符号的‘电子现实’,并且消除了在符号后面存在一个客观现实的任何感觉”,“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纯粹‘拟像’的世界……一个超现实”,在这个“超现实”中,人们不再可能将图像与真实相区别,将符号与它的所指相区别,将真与假相区别。“模拟世界是一个拟像(simulacra)的世界、图像的世界。但是与通常的图像不同,拟像是一种没有原物或失去了原物的复制品。”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不可能再有什么真与假之分,符合“现实”与背叛“现实”之分。存在的只是符号与图像,只是超现实。现代社会中曾经存在的那种“坚硬的现实”已经溶解在空气之中了(Kumar,1995)。与此并存的一种现象就是许多在现代社会中被人们当作“真理”的信仰和观点(如现实的客观性、普遍真理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等)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将受到怀疑并被放弃,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Kumar,1995)。

   在莱恩那里,“后现代社会”则主要被描述为“消费社会”。莱恩认为,尽管“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景观,如灵活的生产、职业结构的巨变、时空的压缩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出现等,但理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线索还是存在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新消费者的创造之中。莱恩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则是消费以及需求和欲望的生产。“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新现象如生活风格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化、雅俗文化界限的消失、认同政治对阶级政治的取代、“模拟世界”的创造等都是围绕消费过程而建构起来的。因此,莱恩说:“如果后现代性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消费社会。”(Lyon,1994)

   总而言之,尽管“后现代社会”的理论家们对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的描述形形色色,不尽相同,但在认为它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差别这一基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后现代社会来临”宣称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点上,而否定这一基本点则是那些反对这一宣称的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

  

三 “反思的”或“后期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新阶段


   反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西方学者也有很多,我们只能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反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人当中,吉登斯应该说是最著名的西方学者之一。吉登斯明确地否定“我们正在进入一种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的说法。他指出,“我们还并没有超越现代性而只不过是生活在它的一个更为激进的阶段上”(Giddens,1990)。“与其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性阶段,不如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现代性的各种后果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激进化和普遍化而已。”(Giddens,1990)

   像吉登斯一样,瑞典学者佛纳斯(Johan Fornas)也不同意那种认为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观点,主张我们正在进入的只不过是一个与前一阶段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晚期现代性”时期。

   佛纳斯认为,从时间上看,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前后不变的均质的团块。现代性有着自己漫长的演变史,包含许多特征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阶段。但不管是哪一个阶段上的“现代性”过程,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不可逆转的动态化,②充满内在矛盾的理性化,③“分化”过程的普遍化。只要这三个特点不变,社会就仍然处在“现代性”时期。佛纳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和正在继续发生着许多新变化,但这些新变化尚不足以让我们宣称现代性已经或正在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性的上述各种特征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变得更加急速和多样;现代性已经扩散到全球并且进入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之中;现代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自我反思性,正在消解它的旧形式以及创造新的危机和新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着的全球流动和电子媒介、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和认同形式,以及对“现代性”愈益激烈的批评,都来自现代性一般态势的强化而不是来自它的消失。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典型的“现代”阶段。我们与其称它为“后现代”,还不如称它为现代性的一个强化了的、加速的、反思性的、“极端”的、“超级”的或者“晚期”的阶段。

   佛纳斯把迄今为止的“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现代性”阶段、“高度现代性”阶段和“晚期现代性”阶段。早期现代性阶段处于1500年至1800年,其主要标志则是工业化、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在这个时期内,各种现代性因素迅速积累和会聚起来并在18世纪后半叶取得重大突破,使现代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模式终于得以确立。大致在1900年左右,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现代性”变革逐步稳定,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从整体上发育成熟,西欧的某些地方便开始进入高度现代性阶段,其主要成就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工业和工薪劳动力、初步的民主、分化的政治和文化公共领域各种社会化制度以及人格认同的一般规范模式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晚期现代性”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许多本来已被确认属于“现代”的社会文化形式现在开始被持续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所质疑,许多传统的“真理”也开始受到严厉的攻击。由于晚期现代性不但继续消解着某些尚存的前现代的残余物,同时也消解着某些早期的现代性生活方式,因此它看上去似乎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逆反运动,似乎“后现代社会”已然来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将它解读为“后现代性”会使我们过于低估“高度现代性”阶段与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因而这种解读是不能被接受的(Fornas,1995)。

   英国学者德兰梯(Gerard Delanty)也对“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德兰梯认为,从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说,现代性可以被视为(在许多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对自主性(政治主体的自主性、文化的自主性和社会的自主性)的一种追求。既然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时期,这种对自主性的追求并没有消失,那么就应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性时期,只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变迁结果的积累,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性时期已经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而已。和吉登斯、佛纳斯等一样,德兰梯也倾向于将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前期”、“高度”和“当前”几个不同的阶段。他认为贯穿于这几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自主性”(autonomy)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对自主性的追求主要是通过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持续分化过程来实现的,这种持续的分化过程有可能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而碎片化可能反过来危及人们所追求的自主性。因此,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或冲突是现代性各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妥善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现代性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上,人们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对分化为各个不同部门或领域的社会所实行的政治整合为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或冲突的。分化和整合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前两个阶段的两个基本组织原理。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和军事的机构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教育、福利等途径将各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活动领域尽量整合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在高度现代性时期,这种整合达到了最高峰,以至于反过来对人们的自主性构成了威胁。然而,随着人们对自主性的进一步追求以及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分化达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已经相当分化的社会活动领域由于不断发生再分化而使原来尚清楚的领域边界重新变得日益模糊,导致所谓“逆分化”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社会进行政治整合的能力越来越虚弱,社会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以旧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整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分化和整合这两个现代性以往阶段上的基本组织原理因而都已经被废弃,社会由此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德兰梯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已经被放弃,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我们的确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现代社会以往阶段上的那些组织形式和组织原理已经不再有效,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理的需求已经出现。但它依然属于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是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在现代性的这个新阶段中,对自主性的追求依然是社会的主要趋势,自主性和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依然是基本的矛盾和冲突,而且由于旧整合形式的失效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寻找解决这对矛盾的新途径正在成为一个新问题。许多社会理论家如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等90年代的新作正体现了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Delanty,1999)。

   在否认西方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这一点上,库马比吉登斯、佛纳斯和德兰梯走得更远。库马认为西方社会不但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甚至也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社会在最近几十年里确实有许多新变化,但这些变化不过是工业化所包含的各种内在趋势的充分实现而已。西方社会仍然处在现代社会或工业化社会之中,只不过是处在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新阶段上。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075.html
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 , 2017 (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