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涛:张培刚:赤子情怀与学术梦想

更新时间:2018-08-27 22:43:32
作者: 黄涛  
故文科类方面的竞争相对更激烈。而且,那时张培刚早已离开大学5,6年之久,在研究所主要是从事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与所报考科目相关性皆不大,这就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要想顺利通过考试,就必须对几门专业课从头开始复习。于是张培刚向研究所请了长假,并托付朋友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图书馆,借阅国内外知名教授有关上述专业课程的专著、教材或杂志论文二百多册,一方面选择性通读,同时择其重要者精读并作详细笔记。至八月,在云南大学笔试。英语同五门专业考试,连考三天。张培刚至今记得当时英语考试是一个上午写一篇作文;五门专业考试则仅对“劳动经济”略有印象。

   考试结束后,研究所已迁至四川境内,张培刚不愿前往,只想留在昆明等候发榜。同时,准备撰写专著《中国粮食经济》一书。这样一直待到1941年4月获得消息,已然中榜。不日,就接到清华大学的正式通知,告知已被录取“工商管理”门。这样,张培刚就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 当然,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考生之一。

   1941年7月,张培刚从云南出发,经重庆飞到香港,再转乘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又乘火车经长途跋涉到达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张培刚的中榜,并不是无端的。一方面,张培刚早年即在武汉大学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经济学基础。比如大学时期对英语作文的训练,无疑对他在庚款留学英语考试中帮助极大。此外,良好的经济学基础,使之能够在五、六年之久没太接触的专业课经过考前复习后,理解和掌握变得轻而易举。另一方面,虽然在研究所的几年没有太多地接触留学考试中的需考专业科目,但是实地的考察和调研,以及沿着学术道路的“渐行渐远”,对张培刚顺利通过考试也必定不无裨益。


四  哈佛岁月与大卫·威尔士奖

  

   1941年9月中旬,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学科。学习的课程则包括时间研究、产业组织、运销学以及采购管理等。张培刚印象最深的是“案例教学”这种独特的教学法,使他不仅较快深入了解美国等现代工业社会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也通过参观工厂和农场而加深了课堂上的感性认识。

   虽然在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了包括暑假在内的三个学期,但张培刚始终在思考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而非仅仅可以使个人致富的工商管理。于是一年后的1942年秋,张培刚便由工商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当时哈佛经济系名师云集,可谓盛极一时。如与凯恩斯齐名的以“创新理论”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熊彼特(J.A.Schumpeter),以“垄断竞争理论”闻名的张伯仑(E.H.Chamberlin),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家之父”的布莱克(J.D.Black)和“美国凯恩斯”的汉森(A.H.Hansen)等。此外还有诸如厄谢尔(A.P.Usher) 、哈伯勒(H.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惕夫(W.W.Leontief)等大师。在哈佛期间,张培刚师从这些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并取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面临博士论文的开题。这时张培刚面临着一个选择:就中国农业经济或粮食问题撰写有关论文,驾轻就熟,可以轻松完成论文;或者实现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由于早在国内时张培刚就已发表过农业经济或粮食问题的专著和多篇论文,选择前者的话,顺利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就相对容易得多。而在贫穷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上,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系统地涉及。出于对祖国的赤子之情,实现自小心中的抱负,在商得论文指导教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同意后,张培刚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论文题目,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发展历史上和经济学理论上,系统的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这块硬骨头。

   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为了能够方便地查阅书刊资料,通晓5种外国语的张培刚申请到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不足 6平方米的空间,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翻阅了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阅读了有关英、法、美、日、苏等国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历程的书籍。又花了9个月的时间,于1945年10月完成了20多万字的《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论文稿。在这篇论文中,张培刚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这年冬天,张培刚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关于这篇论文的产生,张培刚总结说:如果没有国内外大学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武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

   从1941年9月进入哈佛到1945年12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张培刚一共在哈佛度过四年时光,除开最初在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年,从进入经济系就读到博士毕业,张培刚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么快就获得博士学位,毋庸说华人学者,就是美国本土经济学家,恐也不多见吧。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不久,布莱克和厄谢尔即要求张培刚参加“大卫·威尔士奖”(DavidA.Wells Prize)的角逐。为隐去真名,张培刚将论文作者临时改为“PeterChandler”,并上交送审。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当年与他同获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证明为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Samuelson)。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与后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张伯仑竞争过该奖,可惜最终与之擦肩而过。“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张培刚八十寿辰时,曾作为张培刚留美指导老师的陈岱孙以九十之躯,亲笔来函道贺。函中写道:“……曾将我的论文推荐给‘威尔士奖金委员会’参加评选,但可惜在最终决定时,奖金为我的同班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博士论文所得……得悉培刚同志的论文于1947年获得此奖时,我觉得十分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论文最高荣誉获得者。……”。

  

五  一腔热血献祖国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1946年2月,张培刚接受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的聘请,成为该委员会的专门委员。1948年,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张培刚从美国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其时,除张培刚外,韩德培、吴于廑也在武大任教。由于他们三人均在哈佛大学留学,且凭籍东方人的智慧和超群的毅力而赢得广泛尊敬,并称“哈佛三剑客”,美名盛极一时。

   1948年,张培刚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期间,由于一心想在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张培刚婉拒了他的两位指导老师布莱克和厄谢尔希望他留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并于1949年2月再度回国,重执武汉大学的教鞭。那时,张培刚已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月薪也已达到600美元。他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一个幼时的梦,一个为之一生奋斗不息的抱负而再度回到祖国。若干年后,张培刚回忆道:“我那时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然而,令张培刚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回国揭开的竟是他日后近三十年曲折人生历程的序幕”。

   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几年,张培刚一直担任着经济系系主任之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兼任武大总务长和代理法学院院长。然而,正当张培刚准备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历史却和他开了个玩笑。1953年,模仿苏联模式,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适应,大学按照苏联模式,为设立专业性院校而展开轰轰烈烈的院校调整。在这种大形势下,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华中地区筹建一所以培养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建设人才为主的重点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学院主体则为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机械系和电机系。

   1953年5月20日,中南高等教育管理局通知成立华中工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并聘任查谦、朱九思、张培刚等分别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当时,张培刚正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按计划还需学习一年半。接到调令后,张培刚就任华中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这一纸调令,从此就改变了张培刚的人生轨迹。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前沿结语部分的评价:

   “他(张培刚)怀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满腔报国之情,两度回到祖国,可是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又囿于一所多科性工学院,他却没有机会结合经济学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当中,包括近10年盖房子、搞基建等总务行政工作;逾10年的政治课教学工作(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政治运动连绵未断,经常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紧接着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受审查、挨批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怀着报国富民的理想回到祖国,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报国无门。……流光易逝,年华似水。从他大学毕业后,近70个春秋,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给他造成了从35岁到65岁整整30年的空白时光,这是一段比金子还宝贵的时光!”从35岁到60岁,该是人生多么宝贵的一段时间啊!对张培刚这样的学问大家而言,这段时间的宝贵程度岂不知又更甚常人多少倍?!担任华中工学院基建主任时,由于常年在工地上的劳作,加上心情又不好,张培刚患过肺病,留下了钙化点。1957年,全国范围的反“右”整风运动展开,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于是华中工学院把张培刚调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然而,作为政治教师,得首先接受教育,所以张培刚又被下放到湖北红安县的苏建公社劳动。虽然当年的公社早已不复存在,但村里的老人依旧记得那个“带个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可以用难以驾驭的独轮车推着几百斤的粪到田地劳作,晚上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村民识字的情形。

长期艰苦的体力劳动,加上不间歇的思想改造,一度让张培刚怀疑自己过去的所学到底是不是有用。“文革”的爆发,将张培刚推向更深的灾难,他甚至被冠以“战争贩子”的罪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70年代,当年与张培刚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和发展经济学的后起刘易斯纷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张培刚依旧在重复着20余年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又30余年后的2007年,有记者问张培刚回国后是否为错失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而后悔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933.html
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