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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罗小虎:专访余英时: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

更新时间:2018-08-25 23:04:58
作者: 余英时   罗小虎  
否则便不免如傅斯年的名言所说,可能将天际浮云当作森林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钱陈二先生的治史特色是微观与宏观交互为用,绝决没有一点夸张。钱先生的考证,规模浩大,如《诸子系年》是为了呈现整个战国时代的大形势。他的《国史大纲》是“见森林”的名著,但其中取证和论断则都是从对于相关“树木”的细察而来。陈先生也大致如此:他的个别考证论文往往从小见大,因此有“咫尺千里”的美誉。他中年名作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短短篇幅通观有唐一代的政治大势。但稍一翻阅,即可见他的每一论题都建立在精密考证之上。晚年的《柳如是别传》,把明清兴亡史全部复活了,许多遗民的思想和情感都通过考证而无所遁形。其中所透露的高远想象力真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

   许多人都会说微观与宏观应交互为用,但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太少。我受钱、陈二先生的影响主要在此。

  

  

   问:从学术脉络上看,您继承了钱穆先生、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关注,从1970年代开始,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史研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中,就已经涉及了宋学问题。近年问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是“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您是否有志在建立陈寅恪先生说的“新宋学”?

   答:我在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视宋明理学的发展,当然是受到钱先生的影响。但我并没提倡理学与汉学考证相对抗的意向。上面已说过,我对于陈先生的“新宋学”概念只能作一点推测,不敢确定它的涵义是什么,我怎么可能“建立新宋学”呢?我记得大陆出版过一本书叫《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专讲钱、陈二先生怎样开创了“新宋学”,并分析我如何继他们之后发展“新宋学”。不知你是否受了此书的影响,或不谋而合而同发此问?总之,我要负责地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我的时代后于钱、陈二先生,面对或关虑的中国史问题,不可能与他们两人相同。

   有关我研究中国史的构想所在,简略概括:在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挑战之下,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认为只有抓住了它的特色,我们才能够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并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中有哪些成分和现代普世价值是互相冲突的?哪些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前者我们可以抛弃(如王朝的帝王专制),后者则当保留与发展,以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因此,我研究中国史特别选择变革时代的独特动态。因为这种独特动态最能显示出精神价值的流变。所以,我的研究以全部中国史为范围,不限于某一时代,上起先秦,下至明、清及“五四”以下,我都曾认真地进行过专题的论述。但这里不是出于兴之所至,随意抬出一个题目满足我个人的发表欲。我是企图从全部文化变动中追寻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当然,像所有的史学家一样,我的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败,我的用心则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让我再重复一句,我的研究中往往或明或暗地包涵着一种与西方相对照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相异的做比较,文化特色是显不出来的。

   问:哪些传统文化还可以保留发展?

   答:这个问题真是一言难尽,我不可能一件一件地列举给你,而且也没有人能把所有可以保存的项目完全找出来,我只能在大处落墨,以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确有相通之处。

   已故陈荣捷先生毕生在美国介绍中国哲学和思想。他曾说,如果用一个词字来概括全部中国哲学史的话,那个字便是“人文主义”。这句话在西方已被普遍地接受了。陈先生的人文主义当然是指中国文化对“人”的尊重,尤以儒家为最显著。孔子的“仁”便是“人道”,孟子强调人性善,又特别提醒“人之异于禽兽”,更是把人的尊严提升到最高的地位。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信仰。稍稍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人文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人文主义者特别倡导人的尊严和人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稍后进入西方教育界,塑造了西方现代的独立人格,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成长得力于人文主义教育,无人不知,就不用再说了。

   其次,胡适1941年去美国的一次英文演讲题目便是“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在讲词中,他除了举出中国上层思想、民间文化和西方民主意识互相比较的一些例证外,特别强调:中国两千年以来,在制度上有接引民主的三要素:第一,中国有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结构,其中不存严格的上下阶层之分;第二,中国自汉代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客观而且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第三,中国政治系统自始便成立了一个内在批评制度,即“御史”或“监察”之官,从皇帝到宰相都可以尽情批评,因此也称为“言官”——这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言论自由。胡适同时指出:孙中山先生早见到了二、三点,因此特别创建了“考试”和“监察”二权,成为“五权宪法”。

   我想以上的概括论此大概已够解除你的疑问了。

  

  

   问:您怎样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答:你补问这一句刚好给我一个机会,回到前面你提及钱、陈二先生对于今文经《公羊学》怎样反应的问题。

   康有为为了变法图强,同时必须借用孔子的权威,因此想出一个绝妙的方式,说变法改制从来便是孔子的主张。但是自汉代传下来的经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只有一部《公羊春秋传》,据说是孔子口传的记录,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可以解释成改制。于是康有为根据以前(主要是清代学人)的一些说法,将汉代儒经分成两类:一类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写成的,另一类则是用汉时的“今文”写成的。现在传世的“六经”是“古文经”,《公羊传》则是“今文经”。但“古文经”不幸经过了刘歆大量而有系统的改写和伪造,以符合王莽篡位的需要,因此已不是汉朝的学术,而变成了王莽新朝的学术。这是康有为“新学”一名的由来。他的《新学伪经考》便是要人知道:现存“古文经”是“伪”的,不可相信。其中有不少关于“改制”的说法已经被刘歆抹去了。《春秋公羊传》则为“今文经”,未经刘歆的改动,所以可信为孔子的“微言大义” 。接着《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有为又写了一部《孔子改制考》,正面推动变法改制的政治计划。在《改制考》中他推出一个重要的见解,即孔子写的“经”都是为了改变“无道”的现状,最后创造出一个“有道”的天下。(如《论语》中有“天下有道,则丘不与易”之说,恰可引为根据。)但“六经”中明明包涵着历史记载,如《诗》、《尚书》,而且清代更有“六经皆史”之说(章学诚),当时正在流行,康氏怎样应付这一理论呢?他是这样反驳的:圣人(孔子)立言都是在传布他所设计的一套理论制度,以行之千秋万世,即所谓“空言待后”,决不是仅仅为了记录一些已成过去的古代事迹。他之所以引用古代事迹,其实是要把“改制”的“微言大义”寄托其中,我们决不能认真地把它当做“历史”来研读。所以他坚持“经”非“史”,而“托古改制”的观念就这样成立了。他把“托古改制”四个字强加在孔子身上,但事实上他写这两部书的真动机是为了“托孔改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为著述而著述的“经生”,而是要推动变法的改革家。他假托孔子的大名,是由于相信这样更能说动清廷和当朝士大夫辈起而响应。后来光绪帝和翁同龢果然赞同他的主张,于是就有戊戌变法(1898),今年恰好整整一百二十年,令人不胜感慨。

   把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缘起交代清楚之后,现在应该进一步澄清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影响问题。首先必须指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托古改制” (或“托孔改制”)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计划已完全破产了。今天如果还有人想步其后尘,只能流为笑谈而已。但康有为变法所带来的副作用,则不可轻视:

   第一,康有一封《上皇帝书》,其中有下面这句话:“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度;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后人把这句话简括为“必变”“速变”“全变”三部曲,作为中国现代激进精神的典型表现,不难在“五四”思潮中得到充分的印证。第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作为两部考证性的学术著作,其主要论旨自始便受到当时严肃学者的尖锐攻讦。最著名的是朱一新,他把康有为的考证失误和内在矛盾一一指出,断言“新学伪经”和“孔子改制”两大主题过于夸张,是不能成立的。陈寅恪的祖父(宝箴)和父亲(三立)虽然同情康的变法计划,却不能接受康的学说,因为他们认为朱的批评是合理的。在这一点上,康实有破坏有清一代考证学传统的负面作用。钱、陈二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第三,康氏此二书在“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研究方面则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我们只要一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的《自序》,便可知他之所以成为疑古学派的先锋,主要是受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启发。他并不是要在政治上走“变法”的路,而是钦服康氏竟敢对一切古代经史典籍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例采取怀疑的态度。他也没有接受康氏考证的结论——认为古经籍的“史事”都是作者(包括孔子)为“托古改制”编造出来的。简单一句话,他读康氏“两考”之后,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从而对一切古代记载首先存疑,然后再进行考证。中国现代史学上一场波澜壮阔的“疑古运动”由此展开,其最显著的成果便是七大册《古史辨》。但不可否认的,康氏的“疑古”却不免有过分地方,而“托古改制”之说,更属异想天开,犹如小说之虚构。钱、陈两先生,反对今文“公羊学”,其关键在此,与康氏“变法”图强渺不相干。钱先生的意见详见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康有为章”,陈先生则在刘文典《庄子补正·序》中说:“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我觉得这句话是针对康氏“二考”而来的。

   不过,最后,我还要下一转语,康有为在推动戊戌变法之外,一方面将西方某些价值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又导引出史学研究的怀疑精神,他在思想史上的正面贡献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问:陈寅恪先生晚年诗云:“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钱穆先生说:“中国儒学最大精神,正因其在衰乱之世而仍能守先待后,以开创下一时代而显现其大用。此乃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之特殊伟大处,吾人应郑重认取。”续命河汾、守先待后,当下是否还有这种可能?

   答:我一向认为陈先生是悲观史学家,而钱先生是乐观史学家。陈先生晚年生活在大陆,赶上了“文革”初起,中国文化被毁坏、被践踏、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他当然陷入极端悲观的状态,然而他“招魂”“续命”之心,却依然未死。钱先生对中国文化、儒家价值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在1949年移居香港就为了“守先待后”——他当然深知,这是一个最艰苦的任务,因此强调我们首先必须守住以往几千年前的文化中心价值,然后才能等待后来有人续起、推陈出新。钱先生认为,“守先待后”是绝对可能的。我同意他的看法。

   问:可是,如今我们的“先”是不是都丢掉了?

答:中国几千年演进而成的人文传统,其中包涵了无数可贵的人文价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且已和现代普世价值合流,但也确有不少的“先”已丢掉了。但精神价值的丢失并不简单,因为失而复得的机会随时会出现。让我举意大利史上“文艺复兴”为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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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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