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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戊戌政变前后的黄遵宪

——苦雨凄风梦亦迷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2:00
作者: 周树山  
甚为狼狈,避走杭州。黄遵宪是王朝体制内的官员,又曾是张之洞一度赏识的下属,按常理他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张之洞一边。但是,由于他从前海外任职的经历,所闻所见,其思想更接近于梁启超,他对梁的才华深为折服,与梁又同为广东人,无论从思想倾向与乡谊来说,黄内心是与梁相通的。

   张之洞由于位高权重,视《时务报》几为自家事,经常发电汪康年,指示机宜。后来,黄遵宪调任湖南,成为他的直接下属,对于梁启超在报纸上的言论,严察细审,极为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十六日,他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任长宝盐法道的黄遵宪: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寝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写文章的人如果头顶有这样一个蛮横强硬,不容分辩的长官,真是倒了大霉!你纵有千般委屈,万斛怨愤,也只能咽进肚子里。梁启超在上海作文,《时务报》在上海刊文,张之洞却发电长沙,实际上是指示黄遵宪约束梁启超。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召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

  

   黄遵宪一方面表示服从上司训喻,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若在从前,梁文中的话“恐召大祸”,但如今变法时代,一个词就会召来大祸吗?虽然已设了编辑限制梁启超的言论,恐怕梁的文章不是一个编辑所能约束得了的。

   张之洞见此回电,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恐召大祸”那个词的意思了。“放巢”,指“成汤伐桀,放于南巢”,即夏朝的昏暴之君桀被汤所灭后,流放到南巢之地。“流彘”,“流王于彘”也,语出《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无道,百姓民怨沸腾,召公警告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民不堪命矣)!厉王大怒,命令卫巫监督查举议论时政的人并向他报告,议论者立刻被杀掉。造成国内百姓不敢说话,走在路上只能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厉王沾沾自喜,说,他有了让百姓闭嘴的办法,于是召公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千古名言,并警告他老百姓的嘴是堵不住的。厉王不听,三年之后,百姓造反,就把他流放到彘地去了。梁启超之文意在用历史典故指君主暴虐的亡国之痛,并非说大清国马上就将有“放巢流彘”的下场。但是,身为清王朝高官的张之洞对此不能容忍,他认为说历史就是影射现实,说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就是说当今皇上,所以有“恐召大祸”之说。

   《时务报》内,汪、梁矛盾的白热化,正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张之洞和体制外的改革派康有为的斗争,二者的学术观念和政治思想截然不同。汪康年曾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最为担心也最不能容忍的。他以权臣之尊,站在汪康年身后,所以汪康年有恃无恐,非常强硬,根本不把黄遵宪放在眼里。不久,梁启超即被排挤出局,离开《时务报》,到湖南的时务学堂教书去了。

   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进入了体制,有光绪帝撑腰,自是不甘失败。他正在依仗热中变法的光绪,推行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朝中也有一些“粉丝”和支持者。于是,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光绪帝当日将其折交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由他“酌核妥议奏明办理”。孙家鼐并不看好康有为,想把他踢出京去,于是提议,可否由康有为督办官报。光绪批准同意。康有为只好奉旨,离京南下,准备接管《时务报》。康、梁一派虽然能够借势夺回《时务报》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但康有为离开了变法的中心,将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是,张之洞集团也并不想就此缴械,经过紧张而频繁地商议,决定只将《时务报》的空名交官,自己另起炉灶,改为《昌言报》,接续《时务报》继续出刊。汪康年遵张之洞意,再组班底,出版《昌言报》,采取明交暗抗,釜底抽薪之策。康有为立即发电各地禁止,并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将此电呈递后,光绪批示由黄遵宪“查明”“核议”。尔后,光绪帝又下旨,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并电召其即刻来京。黄遵宪此时身体不好,稽留南方,奉旨处理《时务报》事宜。张之洞要回护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原系商办,不可由官方全盘接管。但黄遵宪并没有迎合张的主张,他在给总理衙门并要求转奏光绪帝的报告中,缕述了《时务报》开办经过:

  

   先是康有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报,不久即停,尚存有两江总督捐助余款,进士汪康年因接收此款来沪,举人梁启超亦有官书局南来,均同此志。因共商报事,遵宪自捐一千两,复经手捐集一千余两,汪康年交出强学会余款一千余两,合共四千两,作为报馆公众之款,一切章程格式,皆遵宪撰定。……遵宪复与梁启超商榷论题,次第撰布。实赖梁启超之文之力,不数月而风行海内外。

  

   这段话已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站在梁启超一方的。他的结论是:《时务报》实为公报,而非商办,由官方接管,顺理成章。黄遵宪的表态,使他站到了张之洞的对立面,割断了和他的老上司多年积累的情感联系,张之洞用评价康有为的话来贬损他,说他“狂悍”。事实上,已把他视为敌对分子。

   创办《时务报》固然为黄遵宪一生重要的事功,也是他为维新变法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晚清官场,他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

  

  

  

   相比于粤、闽、江、浙诸省以及上海,十九世纪末的湖南是一个保守落后的省份,但那里有一个思想开明,注重实干的地方大员陈宝箴。他对于湖南的治理,有一系列进步的设想,需要有改革理念,真抓实干的官员和他一同把这些设想落到实处,黄遵宪正是他属意的人。黄在日本使馆参赞任上,注重观察日本的政情风俗,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写下了《日本国志》这部重要著作,还有《日本杂事诗》等以诗观风俗民情之作。这些著作不仅使朝廷大员和国内士大夫了解世界和崛起的日本,注入了新的理念,有重大的启蒙作用,而且极大地提升了黄遵宪在士大夫中的地位。黄遵宪本就少年早慧,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诗名早著,其风华文采,灿然夺目。加上多年在海外履职的经历,和东西洋人打交道,其见识和办事能力都远胜于靠科举起家的冬烘官僚。他当年在金陵洋务局总办任上及受命处理江南五省教案的实绩,已经证明他的远见卓识和务实作风。所以,闻听黄遵宪将来湖南就任的消息,陈宝箴一再电促,希望他早日到职,与其和衷共济,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黄遵宪以国事为重,放弃了回籍探亲的打算,六月中旬启程,先上海、再江宁,七月,溯江而上,经湖北,八月入湘至长沙,受长宝盐法道职并署理湖南按察使,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

   黄遵宪在湖南不足一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他具体办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给守旧的湖南注入新思想。这件事情阻力甚大,官绅子弟入学,闻听梁启超的教学言论和方法,耳目为之一新,眼界顿开,思想极为活跃。参与其间者不仅有梁启超、还有湖南学政江标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欧渠甲等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才俊。守旧的官绅和腐儒开初不知底里,至回家看到子弟作业,才嚣然大哗,认为离经叛道,蛊惑人心。黄遵宪一方面规范教学内容,一方面坚持输入新思想,办学不动摇,对转移湖南的学术和思想风气作用极大。

   二是试行现代警察制度,开设湖南保卫局,黄遵宪亲拟章程。其责任是“去民害,检非违,索罪犯”。包括了现代警察的职能。保卫局之性质,和现代警察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官、绅、商合办的自治团体,因此自觉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如保卫局“设议事绅商十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交局中照行”。如果所议有违国家法律法规,“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国家派驻机关和绅商各主其事,并不干扰国家权力的实行,“凡局中支发银钱,清理街道,雇募丁役之事,皆绅商主之;判断讼狱,缉捕盗贼,安置犯人之事,皆官主之。”而对于关涉民生之事,保卫局皆有权处理,如五六七八九各条“凡街区扰攘之所,聚会喧杂之事,应随时弹压,毋令滋事;车担往来,碍行道、伤人物者,应设法安排,毋令阻道;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凡卖饮食,物质已腐败或物系伪造者,应行禁止;见有遗失物,即收存局中,留还本人。”保卫局承揽了现代公安、路政、城管、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职责,于公序良俗,民生日常,可谓事无巨细,皆有关照。对于保卫局人员,也有明确的纪律规定,其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诸条:“凡巡查,非奉有本局票,断不许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受贿,亦不准受谢;查出斥革并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携伞执扇,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违者惩罚。凡巡查,准携短木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内处同事,外对众人,务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这些约束与惩罚规定,如今读来,仍令我们感叹。其第四十四条体现了官绅共治的原则:“本局总办,以司道大员兼充,以二年为期,期满应由议事绅士公举,禀请抚宪札委。议事绅士亦以二年为期,期满再由本城各绅士公举。”这种官绅共治的民主治理模式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由陈宝箴开创、黄遵宪亲自主持的湖南保卫局是地方自治的善政,它取代了原来的保甲团防局,维护了社会治安和良风美俗,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三是在保卫局管理下,全省设立五所“迁善所”。黄遵宪亲拟《湖南迁善所章程》二十四条。规定了管理人员,职权范围和迁善所的职能。迁善所主要是容留失业无着人员和轻微犯罪人员,“延聘工匠,教令工作,俾有以养生,不再犯法。”对于迁善所的日常运行,黄遵宪在章程中皆有明确规定。如每所容留失业和轻微犯罪者八十人,设有房屋十三四间,每间住失业人和犯人各三名,每人应给床铺一张,冬天给棉被、棉袄、棉裤各一件,夏给席一张。失业者和犯人服色,宜各有式样,以示分别。每所聘请教习八人,每名教习要教工人十名,教令工作兼管理监督。其所教工作,如成衣、织布、弹棉、刻字、结辫线、制鞋、削竹器、造木器、打麻绳之类等手工活计。迁善所给失业者以谋生技能,给犯罪者以自新之路,是十九世纪地方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

   四是设立“课吏馆”,欲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这是陈宝箴和黄遵宪在湖南设立的干部培训班,今见黄遵宪亲撰《会筹课吏馆详文》,其宗旨是要培养有实学,接触实际的治理人才。因为靠科举上位的官吏“徒溺虚文而少实际,律例、兵农、簿书,钱谷均非平日所服习,一入仕途,心摇目眩……”更因“仕途杂而官无实学”,因此官场上充斥着“猥琐龌龊”之徒,这些钻营利禄的贪腐分子“揣量肥瘠,行私罔上,无所不为。”成为残民害民之蟊贼。因此,要课以为官之实学。所学内容,大致分为六项,除了旧时官吏传统治理所必知的风气习尚,农桑种植,城池道路的修建,律法判案等知识外,增添了在“海禁日开”的新形势下,如何对经商、传教的洋人交涉等内容,以免“化导无术”造成祸端。

以上,都是启用地方才俊,有章程,有组织,卓有实效的维新举措。此外,如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行禁止妇女缠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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