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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8-08-07 16:40:16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不过这里可以先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现象。汉民族在历史上乃是一个文化的民族,在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同化了许多其他族类。汉语的分析化受到这种同化的影响,已经为语言史所证明。而这种影响是否就是多种语言的共同作用,从而导致语言形式的合理化?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现代语言越来越趋向于简明、高效,以适应更复杂的表达方式的要求。而综合语与分析语之间的区别,可用围棋与象棋之间的区别来对比,规则越简单,棋局就越可以演变出复杂的变化。现代知识越来越复杂,而语言形式越来越趋于简明,语言容纳变化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就越能够适应表达复杂的世界和事物及其秩序和规则。

   哲学史相对于人类语言史来说,要短得多。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先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汉语学界,许多对汉语哲学思想和活动持怀疑的态度就深受若干语言学的影响。高本汉认为,语言乃是最有效的思维工具,汉语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仅仅对汉语形式本身看法的改变,就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的消失和产生。石毓智说,“通常人们认为,‘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汉语选择语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语法表现手段,所以语法标记或者形态相对就比较少或者不那么重要。这一论断可以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支持”。这个论断直接可以接上前面的论断,因为汉语不存在复杂的系动词及其形态变化,所以“Being”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而在英语越来越趋向于分析词之时,“Being”的独立意义也同样越来越弱。

  

   (二)哲学语言

   自现代汉语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之初,日本人从欧洲的主要语言中将哲学这一概念和词语引入汉语,而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关于汉语的消极评价亦为汉语学界所知。因此之故,汉语是否适合于哲学思维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质疑,汉语思想中是否包含哲学的内容,即一般所谓关于世界、知识、理性、道德与审美以及语言等观念及其论证,就与现代汉语哲学并驾齐驱,直至今天依然还时而刺激人们的神经。

   汉语与印欧语系诸语言分属两个语系,彼此拥有相当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形态,从语法、语音到文字,汉语及汉藏语系代表着人类所有语言中不是唯一也是极其特殊的形态。在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19世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现代语言学逐渐形成之时,特别是在有关印欧语系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之时,西方语言学者对汉语也做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看起来以现代方法所从事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其实并不科学的结论。以语言来断定特定族类的文明与野蛮,是自古以来的习惯,譬如西方主要语言中野蛮的或野蛮人这个词就来源于对陌生语言的指代。

   在现代早期语言学家中,洪堡算是对汉语持比较客观态度的一位,他指出了汉语的若干优点,但是,在事关科学和思想等重要之点上,他却对汉语持有消极的评价。“拿汉语来说,我得承认它的形式或许比任一其他语言的形式都更好地突出了纯思维的力量,正是由于汉语摒弃了所有缩小的、会起干扰作用的联系音,才使得心灵能够更全面、更有力地把握纯粹的思想……虽然如此,即使是最坚定地捍卫汉语的人恐怕也会意识到,汉语并没有把精神活动确立为真正的中心,使得诗歌、哲学、科学研究和雄辩术以精神活动为出发点同样成功地繁荣起来。”综观他的基本观点,洪堡对汉语的态度可以用一个俗语来说,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他的评价留有余地,但他的基本诊断就是:汉语乃是一种不发达的、停滞的古老的语言。在下文,我将概括洪堡有关汉语的主要评价。

   首先,洪堡认为汉语是一种古代的、不发达的语言。这种观点在当时颇为流行,不是洪堡的独创。洪堡认为,以“一目了然的语法表达和自由伸屈的音节构造发展”为标准,汉语与梵语处于两个极点,汉语是这个标准的另一面,即缺乏清楚的语法和屈折的音节。因此,梵语是发达的语言,而汉语是不发达的语言,或者汉语是古代的语言,而梵语是年青的语言。因为,汉语到现代为止一直保持古代的形式,所以在洪堡看来,汉语缺乏语言的创造力。

   其次,汉语缺乏表达一般概念的词语,比如,他举例说,汉语只有哥和弟,没有德语中一般意义的兄弟(Bruder)。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个特点可以归因于较早时期的未开化状态。那个时候,人们力图用词直观地表述事物及其特性,缺乏抽象的思考方式,这就导致人们忽略了概括起若干差异的一般表达,导致个别的、感性的认识领先于知性的普遍认识。”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洪堡把汉语的性质与操汉语族类的性质关联了起来,他在谈到汉语语音的孤立与分离的特征时,也将它与民族习惯联系了起来。

   当然,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洪堡也不得不对他所不理解的汉语的一些现象做出肯定,这样,他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矛盾。洪堡说:“汉语所具备的外在的语法越少,它的内在的语法也就越多。渗透到汉语之中的语法观念是合乎逻辑的现念,这一观念给汉语带来了适当的语序,并且必将通过运用在这种正确地建立起来的语序而在人民的精神中继续发展。”汉语的语法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是今天依然尚未获得共识的难点,但词序对汉语结构的重要性则受到了洪堡的肯定。但是,洪堡引证那个时代的汉学家雷缪萨的话说,“汉语独到的优点表现在它具有偏离其他语言的系统”,然而,正由于这一点,汉语实际上缺乏在他看来作为语言的最重要的作用,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表达手段,它要远远逊于梵语,甚至闪米特诸语言。

   洪堡关于汉语的论断直接为黑格尔所采用,即认为汉语缺乏确定的语法,所以汉语哲学就缺乏规定性。他强化洪堡原本基于其对汉语的认识而做出的判断,即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民族特性:“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当然,其原因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不过,黑格尔还是谈到了汉语在其中的作用:汉语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

   即使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这样的观点还有其遗响。国内有语言学家从汉语语法特点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认为:“古代中国人不善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而善于凭经验直觉行事。”为此所举出的证据一如下例:“在口语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常常用具体的词来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更爱用形象的词汇,而不用或少用抽象的词汇”。上述说法几乎是近两百年前洪堡和黑格尔观点的翻版,只是这种观点的推出太过随意,而非认真研究的结论。致命的是,在世界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承认分析性乃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之时,此位作者还在重复一百多年前的欧洲语言学界的陈词,认为汉语缺乏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词的形态变化等语法标记,句子之间缺乏连接词,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缺乏严格的逻辑就与此有关。该作者认为,“如果从词序来考察,汉语是一种‘绘画型’‘临摹型’的语言,即汉语词序的先后反映实际生活经验的时间顺序”。这个结论同样出于对语言发展的现代趋势茫然无知。该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古文不标点,不分句,不分段,一气呵成。现代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输入的。”这个判断的错误就在于,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古代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一种语言是否适合哲学活动,或究竟哪种语言更适合于哲学活动,在近现代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莱布尼茨曾经评论过德语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德语有两个缺点:第一,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及德行和罪恶等与道德或政治有关的表达方式”;第二,欠缺“抽象而幻化的认知表达方式,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术语”。而德语的优点在于:“大凡一切涉及可以被吾人用五种感官能力去掌握的事物,特别是涉及物质世界的事物,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德国人于语言表达上都已达致一很高的水平了。”由是而观,德语就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莱布尼茨很少用德语写作或许与此有关。

   不过,黑格尔则认为,德语最适合成为哲学语言,因为德语本身就包含辩证法的因素。在《逻辑学》中他强调,“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德语原本就包含了对立统一的因素。“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与德语相反,黑格尔认为汉语则简直还没有或达到这样的程度。德语经康德的手笔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语言,并且德语从正式进入德意志地区大学课堂成为学术语言到黑格尔时代,也才一百多年时间。不论黑格尔评价如何,运用乃是德语成为一种学术的和哲学的语言的唯一途径。

   对黑格尔以汉语来反衬德语的哲学性,钱锺书在他著名的《管锥编》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中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汉语原本也富有包含对立两义的词语,这可由他从汉语古籍中拣出的许多语例证明。如果套用黑格尔的说法,那么这就表明,汉语自古就是一种适合于思辨的语言。

   洪堡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这当然是一个洞见,但他所持的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语言的发展方向是从非屈折语到屈折语,而“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因此,他的观点如果颠倒过来,刚好就切合了语言的实际发展方向,当然这样一来,他关于汉语的全部论断也就失去了基础。

   从今天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来看,现代早期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尤其是关于语言优劣的判断,颇受研究不足和经验匮乏的限制,因此,它们既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语言发展的方向,也低估了任何一种语言本身的张力。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虽然尚没有提出最终的明确结构,但肯定了所有人类语言都源自同一的普遍语法,每一种语言因此也就具备了与任何其他语言同样地表达任何人类一般知识的条件,并且还为不同的语言同时以特定的方式表达人类特定的认识和情感保留了余地。

   因此,诸语言之间优劣的区别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标准可用于判定任何一种语言是否更适合于任何一种学术,包括哲学。然而,这也并不与如下事实相冲突:即便在今天,不同的语言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词汇和句式的丰富性会有很大的差异,后者主要取决于此种语言的应用和实践的条件、范围和历史。

   总之,关于哲学语言争执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基本结构上都具备足够的潜能以从事任何的哲学思维,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语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都能够充分地承担哲学表达的重任,因为一种语言需要一段时间来展开自身,包括句式、词汇和足够的背景知识。语言的这种张力的发挥依赖于人类综合的实践和知识,而不可能在特定领域单兵突进。这就是说,倘若一种语言没有承载或表达过相应的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思想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充分的表达,即使翻译,现成的词语和句式或许不敷足用,即使硬行表达了,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无法让操此种语言的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移译过来的观念和理论。这种背景知识不足而导致的误解和错误的现象,不仅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甚至在最容易对译的技术性文献中也会发生。

  

   (三)语言哲学

人们经常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在语言学之外,语言哲学为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提供了其他什么帮助或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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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公众号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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