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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现代大国与智力构建

更新时间:2018-08-07 15:51:07
作者: 张信刚  
长城西部一个旧烽燧底下发现了写于四世纪的粟特文书信。还有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地方——敦煌。在二十世纪初东方学学者对它研究以前,已经很久没有人注意敦煌了,后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从那里得到了大量珍贵的壁画和经卷。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有许多内陆河,有时在地表流动,有时钻入地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二十世纪初曾带四个人和一匹骆驼找寻和田河的源头。十五天之后,带来的水已经喝光,四个随员和骆驼一个个倒下,但是斯文·赫定不肯放弃。于是他一个人在干涸的河床上爬行,终于在断水后的第六天找到一条小溪。他自己喝饱之后,用靴子装满水救回一个同伴。走出沙漠之后,知道有牧羊人救起了另外一个同伴,但是另外两个人死在了沙漠里。探险家也好,学者也好,在实地研究丝绸之路的时候,有些人确实把自己的生命都扑了上去。

   客观地看,东方学是殖民主义时代,欧美社会出现的一个现象。东方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不都是客观而准确的,有时是在神秘化和取笑东方社会。所以二十世纪后期有一位阿拉伯裔的学者写了一本《东方主义》,批评西方人是带有傲慢和偏见去研究东方的。属于“东方主义”的猎奇和讥讽作品的确很多,但不能说研究东方学的学者都这样。“东方主义”当然不可取;“东方学”本身却没有什么不对。像斯文·赫定,我就看不出他带有什么偏见。当时没有人知道和田河的源头在哪里,他无论是出于好奇心还是想要成名,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答案。客观上,他使我们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河流增加了认识。

  

仍需要“区域研究”

  

   后起的现代大国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之外。除了十九世纪末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宾之外,美国没有在“东方”参与过殖民地的争夺。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胜利者和得益者。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一国的GDP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时,美国的精英发现,美国需要面对全世界,而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很不够。以前,一般美国人只学英文、法文、德文,还有就是拉丁文、希腊文。进入冷战时期,美国人发现世界上有很多新老国家都有待他们了解认识。于是就来个急就章,由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牵头,找了二十几所最好的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等等,说:诸位教育家,我们愿意给你们提供资金,请你们尽快培养出大批通晓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才。但是,美国的大学以及欧洲的大学,素来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一个人要学通一门被学界认可的学科才能拿到大学文凭。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议固然有它的客观背景,但是这些大学有点犹豫。一部分教授就问,要成为中国专家一般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我们怎么能让一些高中刚毕业的孩子四年内就变成中国通呢?中国如此之大而复杂,学生是究竟是先学通中文好呢,还是注重中国的政治,或是研究中国的农业?是否知道一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异同,不懂阿拉伯文,也能叫作中东专业呢?这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要用政府的钱支持学习外国语言的学生,培养大批通晓外语的人才。大学要自己想办法找教员,找学生;只要是学习某些与国防有关的语言的,都可以拿国防奖学金。古希腊科学家曾经有关于“黄金法则”的说法,这时有美国学者就取笑政府和基金会的做法,说“黄金法则”就是“谁有黄金谁制定法则”。但是,在基金会和政府的推动下,二十几年之后,美国真的出现了一大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专家。在美国的一流大学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东欧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中亚研究中心、北非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的建立确实替美国培养了很多人才。

   稍早,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夕,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布什教授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战后应该用一部分省下来的军费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大力支持基本科学的研究,因为现代的技术创新大都是来自科学的进步。所以一九五〇年美国国会立法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对于后来计算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物理和材料科学等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二战之后的美国有两个关于智力构建的重要举措:一个是政府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个是建立民间基金会倡议的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培养出来的人是否“样样通,样样松”?当时许多学者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有的学者问:你说你的专业是瑞典研究,但到底瑞典的哪一方面是你的专业对象?你的研究手段或方法论是什么?法律、语言、经济、地理,哪一门学问是你的专业?只因为你大致认识瑞典就可以当瑞典研究的教授?所以区域研究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并非没有反对声音,只是它确实为美国的商业、外交和军事提供了许多对外国有认识的人才。

   一九九〇年,苏联解体,其后有些美国学者发现,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不再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而是新近出现的跨国难民、气候变化、国际犯罪、核扩散等问题。所以开始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已经过时了,现在要加强研究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的区域就更广。一个研究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学者,要了解七八个国家已经够多了,现在变成全球问题,难道每个人都要了解全球?所以目前美国学界分成为两派,出现了胶着状态。我个人的感觉是,只要某些区域的问题仍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影响到那个地方的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区域研究就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假如“一带一路”很重要,但我们跟“一带一路”地区的人心不相通,文化也不相通,光修一些铁路和建几个海港就是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前瞻性构想吗?所以,我觉得区域研究没有过时,只是不能够像以前那种方法划分所谓的“区域”,热点区域会改变,大家有兴趣的题目也会改变。

  

通识教育的意义


   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校长的时候就提倡通识教育,退休之后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教授通识课程。通识教育是相对于某一个专业而言,读本科必须要有一个专业,不应该像我刚刚讲的“样样通,样样松”。如果你在大学本科学的全是通识教育,比如学点希腊文、经济学、艺术欣赏,再学点物理、生物什么的,就想凭这些拿毕业证书,我不同意。但这不是说,学土木工程的人,除了力学、测量、钢筋混凝土、钢材料之外,不用学别的。必须先有专业,通识教育才有意义。但是通识教育不是通才教育;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是真正的通才(只有达·芬奇在他的时代可以算是通才)。既然没有通才,就不必再讲通才教育了。因此,问题之所在不是“专才教育”相对于“通才教育”,而是“通识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学习过程中,必须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让学生开拓视野的,使他们对整个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能够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这样的话,以后发生新的情况,譬如说现在大家都去检验DNA,你就能大略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压根不知道DNA是什么,不知道人身体内的细胞和细胞核如何自我复制,那你就没办法了解这一新事物。因此,就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看到的其他大学的教育,大体而言,在本科四年里,头两年要花一半的时间去学专业以外的课程,另外一半时间为后两年要学的专业打基础。

   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通识教育应该至少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数量推理的方法(qualitative reasoning)。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弱点,是不注重逻辑和数量思维。举个例子,前几年许多饭店的墙上都有招贴,什么菜对肝脏好,木耳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等等,但从来不说要吃多少才能有效。这就是没有数量推理的概念。如果说明,每天吃二两木耳就能降低胆固醇,那至少是有数量思维的表现,尽管这可能并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持。数量思维、逻辑推理,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学法律的、学物理的、学心理学的、学金融的还是学工程的,它都是基本的思维方法。

   第二个是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都需要对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有个大概的了解,对于地球的环境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即使是文科的学生,也要学点数理化和生物,以免将来无法理解新科技的出现。在我看来,文科和理科的基本知识绝不应该互相排斥,而是应该同时存在于每一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头脑里。

   通识教育可以引用王维的两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比拟。“大漠孤烟直”,是说空荡的大漠上面的一缕轻烟笔直向上,就好比在广博的知识领域中,专业知识只占很细小的一束,但对它的认识需要扶摇而上;“长河落日圆”是说落日在长河上形成一个半圆的弧,好比是对专业之外的相关的或不太相关的领域都能有或深或浅的认识。这样的人,对什么领域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用英文说,就是:“knowing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是以这个为目标。

   因为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很快,变化太快,许多人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通识教育。人们听说,要想进美国的一流大学,既要SAT分数高,又要会演奏乐器,还要参加运动比赛,最好暑假到社会上去打点义工。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当然是好事。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被成年人引导着从功利主义出发去做某些事,这些好事可能在他的心中就会变质,令他以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好事。这可能会影响到他成年之后的胸怀和境界。

   可是,通识教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利性。为什么呢?大学本身就是具有社会功能,是社会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古时候孔子一个人带了七十二门徒,没有人称他们作“孔子大学”,他也没有社会使命。到汉朝的时候,就有了太学,到了明朝叫国子监,这是中国古代为社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方法。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英国牛津大学、法国索尔邦大学都是教会办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服务社会的教士。所以,大学本身是有一定的功利性的。可是在教育课程的设计上面又不能够过于功利性。

   十五世纪末期,欧洲开始文艺复兴,整个的欧洲人包括贵族上层,都有一种新的想法,过去的教条开始遭到怀疑和被遗弃。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就因此建立了不那么教条的法兰西学院,用来制衡索尔邦那批满口拉丁语的教士们。今天的法兰西学院是一个比索尔邦更有地位的教育机构,它的教授都是全法国一时之选,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只需要教一门课,但是这门课必须是从来没有人教过的,而且开放给任何想去听课的人。法兰西斯一世之后三百年左右,拿破仑当了皇帝。因为当时法国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有知识和有技术的人才非常重要,拿破仑就为了法国的智力构建而设立了高等技术学院、高等师范学院等一批所谓的“大学校”(Les Grandes écoles),这又是一个大学功利性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大学的功利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目前我们社会上功利主义比较严重,因为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大家的行为准则也跟着改变,使不少人改变了人生的目标和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其实,并没有谁下定决心说,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功利主义者。因此,社会氛围十分重要。举例来说,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捷克已经有人提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抗,比马丁·路德还要早,但他们没有成功。从那以后,捷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经过巨大的社会扭曲,虽然它被奥匈帝国统治过,也有二十多年受到苏联的控制。今天如果你去捷克的小城镇,甚至是熙熙攘攘游客如织的首都布拉格,你都会感觉到捷克人有一种颇为高雅而淡泊的气质,跟我们这里的氛围很不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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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城》201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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