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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鹏: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8-08-06 19:15:29
作者: 敦鹏  
在西方,柏拉图主义将一个超越于尘世之上、无时间无历史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确定为真理,却把一切尘世中易逝的直接生命遗忘。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理路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政治人生的解释被视作有机的生命整体。在治世与行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思想家并不忽视和否定民众的现实生存需要,可以说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⑧]由此扩展到社会领域,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一大特色。

  

   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虽然古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与一家一姓王朝的延续才是统治者自身关注的头等大事,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思想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看似坚固无比的王朝,其兴旺与否其实取决于卑贱的下层民众。商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与思想家看到了民众在灭商战争中发挥的决定力量,无不感叹地得出“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历史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天民合一”思想成为早期儒家的文化母体,为后来儒家政治思想所继承,成为民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后续发展。

  

   自此之后,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但是政治的实际,也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先秦儒家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儒家认为,所谓民,一般来说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百姓,其主体是农民或平民,而非工商和非工商的官僚地主阶层组成的富裕群体。虽然平民百姓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儒家认为是他们养育了统治者,而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中国传统民本论认为,要想使民众生活幸福,其基本的治理逻辑是:一要在政治上安民与救民,保障秩序的稳定,避免战乱,消除政治上和自然灾害对民众的危害;二要让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认为,王道之始首先在于“养民”,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以土地耕种,满足民众最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需要,进而使民众过上富足的日子;三是不仅在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富民,还应该在道德、文化上教民。孔子曾与他的学生讨论过教民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教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论以至于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质,古代君主和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政治的最高意义不仅要做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也要做思想上的教导者,所谓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才是政治寻求的最高目标。

  

   当然,传统民本论不止是儒家的观点,其他学派也有养民、富民与教民的思想,但有时对于民众的关爱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民众尊严的关怀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品格。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百姓的生活是个体的、自然的,统治者对首先对民众的肯定体现着“对一切生存个体的尊重、关心和爱护。[⑨]”所谓“善行无辙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十七章》)老子认为, 圣人式的管理者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理会他的存在。承认自然的秩序高于强制的秩序,这是道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思想提供给人类的古老智慧。

  

   自西方现代政治学问世以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行。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深入分析了君主维护政治权威的手段和技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伦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预设体现无序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此成立强权国家是有必要的。现当代自由主义则把权利优先于善看成是正义的根本要义。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有着明显弱化形而上学、道德的特质,反之,对科学实证、经验描述和价值中立有着情有独钟的偏好。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立场上看,政治领域中的事物, 对于好坏、善恶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不仅如此,在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的背后,还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懂得自尊和尊敬他人,懂得如何有效而平和地处人作事,这就需要富有情感和理性的人文素质,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提倡一切道德的价值和原则之外、之上,还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最佳的生存状态,为民众积极地去创造环境。

  

   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功能

  

   政治哲学既是一门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其产生的时候起,它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的作用和影响。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古代政治生活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辩护功能

  

   虽然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应然判断,在更高和更抽象意义上探寻政治领域那些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向现实政治生活负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曾说,哲学是这样一种形式: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或只是超越时代的先验思考,而是与它所在的整个民族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⑩]。对于政治哲学家而言,他生活在某个时代之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历史,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国家的产生和建立是人类群体无可替代的必需品,由此人们常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性中没有天然的道德准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私欲所驱动,所以为防止相互侵害,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建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从而走出自然状态,走进政治文明,这便是国家的起源。

  

   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周易•系辞下》提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地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运动变化的总根源,人与国家是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国家是必要的公共设施,礼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可以说,思想家的主观用意不是论证国家是否应该存在,而是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是摆脱自然无序的必然结果,那么规范有序的政治生活则是关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人是政治动物,又有动物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如目可以视,耳可以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等等,这类能力和欲求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具有先天性、自然性和受动性特征,属于人的感性层面。然而,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与社会秩序、公共规范是有所冲突的,威胁世间合作的一切暴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根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和竞争,其根源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在没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引发暴孽横行。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证明自然状态被国家所取代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使社会成员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优良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需要礼义法度对人性加以约束、疏导和提升,这是礼义产生的客观必要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相对于自然人性来说,必须经过人为的加工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价值。就此而言,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经过教化驯导才能合乎礼义治道。圣人起礼义、制法度就是为了矫治防御人的本性。所谓圣人“制礼作乐”不仅体现在儒家贤能与常人在德性方面的差异,也给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提供了可以接受的理由。

  

   无论中外历史,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等级身份都存在各种不平等,甚至在古典政治观念中,这种差异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期发生的时候,由夏商周以来确立的王权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对于思想家来说,如果君权至上的历史逻辑及其依托这种政体而运行的政治制度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理论上说明和展示当下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便是他们竭力维护的普遍依据。[11]从消极方面说,思想家有关现实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论证,就是通过理论的阐释使原本强力形成的现状,使民众加以接受和承认,从而各安其位,避免僭越;从积极方面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理论的教导和灌输使大多数成员自觉认同现行政治观念、文化,并接受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为维护正常政治秩序便有了心理准备。就像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政治哲学有助于安抚我们的挫折感和抚平我们对社会及其历史的愤怒。”[12]换句话说,思想家之所以对现实政治进行辩护,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然,这种“合理性”是相对的,它要求人们把这种相对合理视作人类走向绝对合理的不可逾越的过程和阶段,以此缓解人们现实中的痛苦。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儒家一方面认为,好的政治应该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好的政治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这种信念在古代社会长期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也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天下人谋取功利,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情怀。

  

   2.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批判功能

  

尽管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在一定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其一旦建立就可能受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权力格局的左右。因此,如何制衡现实政治中的权力,防止统治集团的权力被滥用,以及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而哲学本质上则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意见的尝试”[13]。这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带有质疑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和真理,换句话说,它并不首先拥有权威和真理,而是对社会价值和政治基础的批判与追问,反映的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对”。一言以蔽之,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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