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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八挽录

更新时间:2018-08-03 01:22:08
作者: 袁行霈 (进入专栏)  
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看法,天真得可爱啊。

   1988年4月他八十华诞,我们在临湖轩为他开了一次小型的祝寿会,他在会上读了自己的两首诗。第一首题为《八十抒怀乞正》:

   竟解百年恨,蹭蹬望庆云。

   燃藜嗔笔俭,忝座觉书贫。

   日月不相假,经纬幸可寻。

   老柏有新绿,桑榆同此春。

   第二首题为《八十敬谢诸友》:

   四竖三山除,神州振以苏。

   此心随绿水,好梦到平芜。

   花发频来燕,萍开富有鱼。

   莲池何烂漫,满目是玑珠。

   祝寿会上臧克家、陈贻焮、程毅中、赵齐平诸位都有诗祝贺。我写的贺诗是这样的:

   天为斯文寿我师,老松生就傲霜枝。

   世间风浪凭吹帽,笔底烟霞自玮奇。

   肝胆照人光德布,齿牙吐慧雨露滋。

   群贤济济添遐寿,正是桃花斗艳时。

   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我做主任。次年,我鼓动他写一部《吴批红楼》,收入中心所编的《国学研究丛刊》中出版。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也认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没做多少便一病不起。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轮班到北医三院看护,轮到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切开气管,不能说话了,只见他用手势索要纸笔,我将纸笔呈上之后,他颤颤巍巍地写了两个字,我反复辨认,才认出来是“抢救”。他或许还惦记着那本书呢!我只好安慰他,医生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挽救他的生命。但医生已无力回天,几天后他就遽归道山了。

   吴先生不以书法名家,但是他的书法结体严谨,精神内敛,实在是上乘的。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用毛笔写日记,书法很有长进。他曾写有《颂蒲绝句二十四首:蒲松龄诞生百四十三年纪念》,用毛笔小楷写在稿纸上送我,诗好,字也好。例如其四:

   绘声绘影绘精神,狐鬼物妖皆可亲。

   纸上栩栩欲跃出,多情多义孰非人。

   我写的挽联,上联是说吴先生是曹雪芹的知己,曹雪芹在九泉之下见到他应该感到高兴。“香山”是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方。下联的“小院”指北大五院,中文系之所在,夏初开遍了紫藤。中文系的师生无不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一位敢说真话的人离开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同事方锡德教授在吴先生晚年为他编辑了《说稗集》《宿草集》《拾荒集》《苑外集》,使我们得以较完整地了解他的成就,我很感谢的。

  

   挽王瑶先生

  

   率真旷达上追六朝人物

   渊综卓荦下启一代学风

   王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专家,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不过他也是中古文学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出版不久我就拜读了,十分佩服他搜集资料、处理资料和提炼观点的能力。而且从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他颇有六朝人物的潇洒,我为他拟的挽联所谓“率真”“旷达”就是讲他这个特点。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不管说出来对自己好不好,想说就说。他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一方面表示经过“文革”,客观的形势已经允许各抒己见,同时也遗憾个人意见之无济于事。有人补充了一句“白说也要说”,也常常在政协会议上流传。

   大概是1987年夏,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召开陶渊明研讨会,王先生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我们结伴先到武汉,好像是王先生受邀在武汉大学演讲,停留一宿,再乘船沿江而下抵达九江市。会议期间游览了庐山,在东林寺随喜,并参观了陶渊明的纪念馆和墓地,不过所谓墓地是清代陶氏所修的,我们兴趣都不大。

   王先生对李白也有研究,他写的《诗人李白》跟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有异曲同工之妙。1985年安徽马鞍山市召开第一届中日学者李白研讨会,我和他一起参加了会议,并住在同一个房间。那年他刚过七十岁,仍然十分健谈。晚上我们对床夜话,古今中外,十分畅快,有一天谈到凌晨,东方既白,王先生谈兴不减,我说:“王先生,咱们睡吧!”才睡了一会儿。原来熬夜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但那天睡得太少,白天开会他竟打气盹来。最愉快的是会议组织坐船游览天门山、采石矶、太白楼,还到当涂县参拜了李白的衣冠冢。吴先生兴致勃勃,毫无倦容。

   1988年我担任了一年副系主任,负责研究生工作。我曾请吴组缃、王瑶、朱德熙三位先生跟全系研究生座谈,王瑶先生讲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他说大量的论文不过是自圆其说,这就不错了,千万不能人云亦云。这段话是他多年做学问的深刻体会,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

   关于他的逝世,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我在这里就不赘叙了。他是1989年冬在苏州参加现代文学年会时得了肺炎,到上海某家医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的。我所拟的挽联,出自我本人对王先生的认识。上联讲他的为人,他是一位“率真旷达”的学者,堪比魏晋人物。“文革”初期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有一天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的庭院中斗他,不知是谁找来他家的保姆,揭发他对毛主席不尊敬,被红卫兵殴打。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竟然提着自行车链条,那天他吃了许多苦。他亲自跟我说过,“文革”后那名提链条的红卫兵到他家道歉,他说“不记得了”,这四个字柔中带刚,既不失老师的尊严,并对那段浩劫表达了不屑,又原谅了殴打他的红卫兵。他的雅量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下联说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开启了一代学风。如今现代文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他的弟子都是这方面的中坚力量。他的弟子们对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讲述很多,我只想补充他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他没有指导过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此文权作一点补充吧。

  

   挽冯锺芸先生

  

   华星乍陨举目尚馀几元老

   霁月高悬伤心最是老门生

   冯锺芸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女教授,此所谓先生,是北大对老师的惯称,无论男女,只要是老师就称先生。冯锺芸先生是哲学家冯友兰和文学家冯沅君的侄女,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女儿,哲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任继愈的夫人。我于1953年考入北大时,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担任写作实习这门课,那时候写作实习由三位老师共同教,林焘先生教语法修辞,叶兢耕先生教写作理论,冯锺芸先生教作品选读,我们的作文由他们三位分别批改。这一年我们共写了九篇作文,我的文章分到林焘先生那里,他用毛笔沾着红墨水涂涂改改,遇到好句子便在旁边画圈圈,出现一个错别字罚我重写五遍,一年下来我的作文大有长进,我猜想冯先生也是这样做的。那一年中,冯先生常常在晚饭后到文史楼前的梧桐树下辅导我们,带着她的女儿任远和儿子任重,他们大概只有三五岁。她毫无教授架子,我们对她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一年后她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高中语文教科书,这就是将汉语和文学分成两本的那一套,1955级和随后的一两届学生便是学这部教科书长大的,他们的语文程度很好,无疑是得力于这套教科书。

   等冯先生再回到北大时,我已经留校任助教了。

   1958年她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讲隋唐五代文学史,我当辅导老师,对象是1955级的学生,冯先生以其亲切和蔼的台风,简明朴实的语言赢得了他们的赞扬。那时候时兴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我经常利用晚餐后的时间去敲一间间宿舍的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解答他们的问题。有的学生在读《杜工部集》,遇到难懂的词语便问我,有时我觉得并不是我在辅导学生,而是学生在考我。每逢问题回答得不完善,便事后请教了冯先生再转告学生。

   就在这年五一节后的第二天,冯先生忽然一早就到集体宿舍敲我的门,告诉我叶兢耕先生失踪了,似乎留有遗书,恐怕是自杀了,让我到学校附近一些荒野之处寻找。我先到蔚秀园、承泽园,那时这两座园子还没盖楼房,有大片池塘、土坡,树木葱茏。找遍这里没有任何发现,又跑到白石桥,沿着河道找了半天,还是毫无结果。中午赶回学校,听说警察已经找到他的尸体,确实是自杀了。那时叶先生也就四十岁出头,好好的,为什么忽然自杀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自杀后叶师母的经济拮据,便将家里的书籍送到系里出售,他的藏书不多,其中有一部同文书局石印的《全唐诗》,标价五十元,冯先生力劝我买下来,但我一个月的薪水不过四十六元,还要接济我的姐姐,实在买不起,只好作罢。另外,如果真买了这部书,便会常常想起叶先生,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之所以说这件事,一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提叶先生了,他身后太寂寞,二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冯先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表面上对人不是很热情,似乎总是跟人保持一点距离,但相处久了就知道她的心是热的。冯先生当时似乎并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她对叶先生的关心,完全出自一片友谊。叶先生跟她本是清华大学的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起来到北大,他们又是同住在中关村宿舍的邻居,她出面张罗此事,可见她的热心肠。

   她的热心肠还表现在对学生的态度上,她在清华时有个学生是马来西亚归国求学的华侨,后来跟她一起转到北大。解放初期东南亚爱国华侨送子弟回国求学的很多,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还刊登祝贺广告,亲朋好友为华侨子弟归国求学表示祝贺,当然这多是有钱人家的举动。这些华侨学生的经济状况较好,从国外带回一辆英国产凤头牌自行车,骑在上面颇为气派。但这位学生家境不佳,不但没有凤头,连生活也难以维持,为人却十分忠厚老实。冯先生便常常接济他,他视冯先生如同自己的母亲,他和冯家的关系一直维持着,每年总要亲自做些丰盛的菜送到她家,直到冯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逝去。我也受到过冯先生恩惠,1958年我姐姐患病,没有钱医治,我想把她接到北京来却没办成。正为此着急时,冯先生主动拿出三百元借给我,让我马上寄去以救燃眉之急。因为我姐夫随国民党去了中国台湾,之后杳无音信,而我姐姐带着一个幼小的儿子没有工作,身边还有上小学的弟弟,她不肯改嫁,生活没有着落。我念本科时在北大职工业余学校兼课,每月将兼课费12元全部寄给她,当助教后每月从薪水里省出30元给她,自己只留16元。这窘状冯先生是看到眼里的,所以没等我开口(我从未开口向人借过钱),便将钱送来了。那时她的月薪也不过二百多一点,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现款并不容易。但她将钱递给我时表情很平淡,既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丝怜悯,好像是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使我更加感动。当我1964年得到《历代诗歌选》(林庚先生主编,我负责初盛唐部分注释)的稿费后,立刻如数将这笔钱奉还了冯先生,她依然淡淡的,没说什么,这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感情。

1958年秋我跟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到京西煤矿半工半读,两个月后又转到密云县钢铁公社劳动,在密云的同伴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师,吴小如先生也在其中,不过他没过多久就因为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而返校了。还有一位从北欧留学回来的先生,曾辅导我们学习汉语方言学的。再就是跟我辈分差不多的年轻教师。另外还有东语系、俄语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奇怪的是还有一名技术物理系的小伙子实验员,一名后勤的工人。我不明白这支杂牌军是按什么标准挑选组成的。我们去的地方名曰公社,但是见不到农民,也见不到工人,这怎么向工农学习呢?大概在1959年春,学校领导派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和中文系冯锺芸先生前来看望我们,也许还有一位俄语系的领导,但我记不清了。季先生和冯先生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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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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