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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梁漱溟的“非常十年”

更新时间:2018-07-27 23:21:01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多年前去世,梁家在积水潭南岸为之立了一块纪念碑。

   23日,红卫兵大字报通知梁家将纪念碑拆除,并限定二十四小时。

   24日早晨,梁漱溟乖乖照办,将家中悬挂的父母照片摘了下来,并由其亲戚梁培昭请了几位工人去积水潭南岸将纪念碑拆除。但在拆碑后“撕去大字报犯巨大错误”。

   25日,“经群众斗争,抄家封门,决定送回广东原籍。”梁漱溟的太太陈树棻“陪斗,受殴打,但仍将定期斗争。”

   26日起,七十多岁的老人梁漱溟“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被打伤的陈树棻稍后也一起扫街。

   读梁漱溟日记,每天记录“早起扫街”,“早起未扫街”,直至11月28日之后方才从日记中消失。(全集卷八,739页)

   不论从一个老人的视角,还是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地位看,让梁漱溟夫妇扫街,真的是斯文扫地。

   据梁漱溟追述,“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皮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快而已。

   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红卫兵且占据北屋近二十天之久。然出事在8月24日,9月6日我便操笔为文,写出《儒佛异同论》一二三短篇。心情不失常度。”(全集卷八,184页)

   梁漱溟涵养太好了,他并没有沉溺于仇恨中。

   梁漱溟内心清楚,他们家的遭遇只是当时中国一个混乱情形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局面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只能来自权力、威望至高无上的毛泽东。

   他那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们家受到打击却不应该,因而他不是反对文革,而是希望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让他获得解脱。

   9月7日,“夜来忽悟我的问题必须上书主席才得解决,思之不寐。”(全集卷八,727页)梁漱溟对毛泽东毫无抱怨,而且他总是按照儒家自省精神,总是想从自身寻找原因:

   “国庆节。早起扫街,活动身体于院内。写语录一则张之于壁,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我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十二见焉,可谓谆谆矣。”(全集卷八,731页)

   梁漱溟发自内心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抱怨毛泽东,或执政党的丝毫情绪。今天读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在当年,又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10月13日,梁漱溟“清抄上毛主席等件备用”;17日,“取回自我分析及上主席书”;(全集卷八,733页)

   梁漱溟这样的反应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许多自杀者如翦伯赞等最后留言依然对毛泽东充满感激、期待,充满感情祝愿“毛主席万岁”。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选择,再过很多年,人们对这一现象会给予怎样的解释,言不由衷?不明真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呈毛泽东信中,梁漱溟在第一段陈述了写信的理由: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

   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

   梁漱溟的这段陈情,大致反映了那一代大知识人经过1952年思想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洗礼之后大一般状况,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对待文革这样重大事件的本能反应,只是自己为什么跟不上,而不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所有诉求只是自己如何继续活下去:

   “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

   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思想气力。

   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乎?

   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部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

   唯求发还我的那些书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的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

   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亮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全集卷八,80页)

   现有文献档案还不清楚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但可以相信这封信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10月24日,“九时前程伟来,手中有我前寄红卫兵之各件,史玉兰及一钟姓男红卫军来,又约同街道上孙、于等各位,一同把南屋启封,以钱币、银行存单存折、布票、工业劵等归还给我(现钱缺短八九百元)。又还给一些衣物,皆不重要者。《人心与人生》稿及其他一些文稿亦发还,惜无我为伍先生所撰写各稿及《东方学术概论》稿。”(全集卷八,735页)

   这是梁漱溟的幸运,那个时代其他被抄家的牛鬼蛇神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梁漱溟对自己等幸运极为珍惜,毕竟已经七十多岁了,能够写作等时间不可能很多了,因此他在红卫兵抄家后,“局促斗室中写作未尝稍懈”,“向朋友借来书籍或往图书馆看书,仍得进行研究写作,如是者一年又八个月。”(全集卷八,82页)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68年4月24日中午,居委会孙健等二人来到梁家,通知说梁漱溟“被划为右派,嘱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先请假等语。午睡为之受阻”,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全集卷八,789页)

   尤有甚者。5月4日,下午二时,梁漱溟夫妇接通知参加群众大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尚被押游街,甚苦。”(全集卷八,790页)

   更有甚者。7月8日,街道居委会突然通知梁漱溟全家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梁漱溟“曾到新革会请求缓移”。

   两天后,还是在亲友帮助下迁居鼓楼铸钟厂四十一号一个大杂院中,而指定给梁漱溟的是两间小东屋,“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少松解。

   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当此困难之际,梁漱溟能想到的,还是向毛泽东、周恩来求救。

   7月13日,梁漱溟起草了一封致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的信,介绍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

   “我一向深有味乎老中国文化之特殊。今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发自无产阶级夙有根基之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度在俄国以列宁领导,虽有十月革命之胜利,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意现在出现修正主义,已全然背叛革命;唯独我中国在主席领导下四十几年来走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道路,建立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俨然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此中因果关系能说与老中国文化无关乎?近年来我正从事于此问题之研究,写出有150页(每页五百字)之成稿。”

   接着,梁漱溟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最近的遭遇、苦闷,希望在两个问题上给予解决:

   第一,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一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及简单平常之至。……现在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第二,关于右派。“我之被划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由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有街道通知我,故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主席、总理的处理。”

   梁漱溟还极严肃地表示:“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乞求便落于私情,主席、总理亦岂可以私情于乎?”(全集卷八,82页)

   这封信发出后,并没有得到回复,或者处理,他的居住条件并没有随之改善,他的右派问题更没有下文,但梁漱溟的政治待遇确实有了极大不一样,1969年的五一节、国庆节,梁漱溟都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全集卷八,83页)

  

三 再作狮子吼


   与其他老知识人相比,梁漱溟的磨难主要在文革初期,1969年开始,渐渐恢复了过去的情形。梁漱溟抓住生命的最后岁月勤于笔耕,文革十年,许多人几乎完全荒废,而梁漱溟却在这个特殊时期写了不少东西。

   1966年9月24日,梁漱溟动笔开写《儒佛异同论》,“得其大概,尚待修辞”。(全集卷八,730页)此后数日,梁漱溟差不多都集中于此事,至11月10日,《儒佛论》之二稿写完。

   第二天(11日),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开始整理《人心与人生》书稿。(全集卷八,737页)

   即便被迫迁居鼓楼铸钟厂四十一号大杂院后,梁漱溟度过最初的愤懑,在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并没有获得解决后,也就随遇而安,“复阅成稿思索续写”。(全集卷八,798页)

   梁漱溟的写作太勤奋了,在如此困境中, 1970年4月,梁漱溟写完了一部长达十七万字的新著《中国——理性之国》。

   这部书主要研究“老中国的特殊性”,这原本是梁漱溟在1949年之前一直思考的题目,可惜的是,1953年之后,梁漱溟不断反省,他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思想锋芒。

   书中“固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在当时——正是毛主席犯极大错误,失掉理性,发起并领导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性大动乱、大破坏,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共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迫害,包括先生本人在内,备尝被侮辱迫害之苦,先生却在文中对毛主席和一些社会状况(如农业学大寨)予以赞扬肯定,使人费解。”(《梁漱溟先生年谱》,295页)

   对于梁漱溟这一写作项目,追随他多年的老学生李渊庭读过文稿后表示没有意思,不该写。但梁漱溟不仅没有听从学生的建议,反而在毛泽东八十诞辰日郑重其事作为寿礼,至中南海,“敬送于最高。”(全集卷八,926页)

梁漱溟此时亦已八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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