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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

更新时间:2018-07-06 16:19:53
作者: 余永定 (进入专栏)  
USTR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更为让人吃惊的是,USTR称:“在回答问卷的公司中,有19%认为曾受到过技术转让压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惊。其一,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它到底发放了多少问卷。像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问卷调查的补充,USTR举出了两个中国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的案例:长安汽车的“长安模型”和商飞的“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长安如何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了?USTR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证词。唯一的证据是2006年网上关于国务院发展中心冯飞教授提出“长安模式”的仅有1页的报道(我根据301报告注脚提供的网址在百度查到的)。USTR煞有介事的说,“长安模式”核心是“控制合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国内品牌。”好像“长安模式”这是中国车企的共同发展道路。

   长安汽车的负责人告诉我们,长安的技术进步是经过30多年努力的结果。除国内的研发基地外,长安汽车在境外5国家有9个研发基地;研发队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5%。

   商飞的情况也是如此,USTR在商飞的主制造商-承包商模式上大作文章。外国飞机零部件制造上看好商飞的市场前景,争当商飞的承包商,确实有16个承包商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但没人强迫它们这样做。合资企业确实能够从这种合资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商飞从没有指望能够从这些承包商中得到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无法偷的。一件复杂产品,给你图纸、样品你也是仿造不出来的。

   USTR特别指责中国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迫外资转让技术。中国把外商投资产业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这四类。在2017年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开放了外商投资产业。首先,制定这样的清单是完全合乎WTO规则的。在某些产业限制外资持股比例是处于经济、军事安全考虑,你不高兴可以不来啊,谁能强迫你转让技术呢?

   外商之所以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并接受相应的股权地位,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外商企业对从合资中得到的好处是心知肚明的。多少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外商因中方“强迫”转移技术而退出。从路风教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并不成功。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汽车的核心技术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前几年之所以提出“自主创新”就是因为有了“市场换技术”失败的惨痛教训。

   事实上,在当年外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否则很难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顺利开展经营活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独资企业在外资企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独资比例已大大超过合资比例。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在相当时间内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它们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外资到中国不是做慈善,某些技术转让对外资来说肯定是上算的事情,否则外资不会源源流入,而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外资吸引国的地位。

   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存在不少问题,外资有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和有关部门也应该虚心听取外商的意见以力保实现“双赢”。

   《财经》:301条款调查报告也指责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

   余永定:301条款调查报告称:中国 “利用政府资本和高度不透明的投资者网络在海外获取海外高技术”。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中、外资本概不能外。我很怀疑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的背后是政府布局的结果。事实上,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自2005年到2017年底,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绿地和并购)为234宗。这些投资主要包括,78个金融和房地产业项目、35个娱乐和旅游业项目,26个运输业项目,25个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仅有17个项目涉及技术行业。在总额为17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中,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仅2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比,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在2009-2015年间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在2013到2017年中国在美国购房投资达到940亿美元。

   301报告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在三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第一,中国试图通过海外并购和投资实现产业升级,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二,中国企业比美国并购目标企业技术落后,根本无法给美国带来一般直接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第三,中国的海外并购人为提高了潜在并购标的物的价格,造成了整个知识产权并购市场的价格扭曲。

   301报告的指责同WTO规则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引用某些部门的政策报告外,301报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哪个企业是非法使用了政府资金实现并购的。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政府加强资本管制,对海外投资加以规范之时,301报告又指责中国政府利用整顿迫使企业更好地执行政府的战略意图。这不禁使我想起伊索寓言里狼和羊的对话。总之你怎么做都不对,反之我要吃掉你。

   尽管对301报告的质量不敢恭维,我不得不承认USTR为贯彻政府的地缘政治战略下了相当大功夫。例如,301报告就中国在美国7大类产业中的数十项中资的收购项目,从中国相关部委的文件、收购企业和收购对象都进行了尽可能翔实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商务部一份1万字的白皮书就够了吗?USTR自2001年以来写了16份关于中国履行WTO状况的报告,今年3月22日又公布了有200多页的关于《根据1976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同贸易、技术转移和创新相关的中国行动、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对此,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多如牛毛的智库又有何反应?在301报告中受到攻击和指责的大量中国企业又有哪个站出来为自己辨诬。我以为,反驳301报告并不难,美国加征关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围观心态”。

   《财经》:关于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密问题,您有何评论?

   余永定:首先,斯诺登已经告诉我们谁是搞网络间谍的行家里手。其次,2015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达成一致,政府不支持窃密。再次,纳瓦罗也承认,来自中国网络攻击的数字的确下降了。但他却又说中国“可能”是转向了更专业、集中和复杂的由少量人员进行的网络攻击。对于这种满脑子偏见的人你能说什么呢?美国有些人有一种偏见:中国一有好东西,就一定是偷来的。幸好美国也有不少人出来说公道话。例如,萨默斯最近就说,中国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而是有了不起的企业家、优秀的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拉迪则撰文指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财经》:您判断未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

   余永定: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高技术领域压制中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10年到20年的优势。竞争本身并非坏事,但美国会采取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宁可自伤800,也要杀敌1000”。美国的301调查报告和特朗普6月18日的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谈论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限制,这使我们嗅到麦卡锡主义的气味。第二,美国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将大力强调所谓“对等性”(reciprocity)。WTO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但并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同发达国家完全对等。美国现在强调“对等性”,表明美国不再打算为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一切以美国“不吃亏”为原则。例如,美国的关税很低,但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把关税降到美国的水平是违反WTO规则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对等”原则,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接受WTO的相关规则。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以后会继续让中国享受某种优惠,但也不能因为不“对等”而自认理亏。第三,美国将更经常使用禁运之类的大棒打击中国企业。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即无论发生地在何处,任何人只要满足了“最小联系”(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任何联系,哪怕仅仅是电话、邮件或还是银行转账)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判罪),凡是同美国有点关系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中兴式”的危险。中国不承认美国“长臂管辖”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反制能力,中国很难使“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今后,美国可能会频繁的把中资企业当作人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某个国家实行禁运,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支持这种禁运,中国企业怎么办?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必须准备好预案,以减少自身所受的伤害。我以为,“不缴赎金”应该是一项重要原则。否则,“劫持人质”的事件会越来越多。第四,为了贯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意图,美国还会不断在其他领域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必须考虑好各种可能性。但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没有资格置喙。

   《财经》:您对过去几个月来中方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有何评价?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谈判。中方似乎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与中国进行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法达成协议,争端可以交由WTO争端机构(DSB)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事实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无论是谈判成功、贸易战停打或谈判失败、贸易战开打,是否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忽视?我们是不是要在处理同美国的贸易争端过程中最大限度维护WTO的权威?

   第二个是怎么谈。我感觉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是正确的,是有理由、有利、有节的。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十分荒唐、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要谈判就要有让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除协调WTO框架内的谈判外,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中国可以作出一些让步,让特朗普自吹取得了胜利。

   谈不成就要打。面对特朗普的步步紧逼,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0%,而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中国不可能对特朗普进行“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关税报复。但这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是454.5亿美元。我们可以对另外454.5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就再对美国454.5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直到双方没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征关税为止。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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