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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更新时间:2018-06-20 16:58:00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上海为万国观瞻所系,一方表示民气,一方严守自治”等警语。同济医校代表叶君演说有“办事宜有主旨,有系统”等警语。某君演说有“学生最大任务是为改良人心,不是干预政治,改良人心,必须有办法,办法何在?须有智识”等警语。主席提数要项,俱经大众同声赞许。乃由焦易堂君宣言,有“每队须以一二人维持秩序,请以代表赴德国总会”等语。

  

   游行开始,各队整列成行,其出发时所持狭长小旗,有布制者,有纸制者,有横长似风旛者,有横方似软匾而以两人并行夹持者。最先标明各队各团体名游行秩序之大白旗旁,即有一小白旗,上署“伤哉日也”四字,馀如南洋中学之“步我东林”,上海公学之“椎血誓日”,泉漳学校之“时日害丧”,圣约翰大学直书之“快来救国”,均称特大。最最特别的是:“对此可惊可骇之多人之会议,除警察保持沿途秩序外,并未加班,绝无一兵一士踪影,会场以内全由童子军分任照料,并一警察而无之,诚为可感也。”

  

   上海不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最大的产业中心,广大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组织精神,传达出了中国人发自心底的最强音。在这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里,胡适究竟作何表现呢?他写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无意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今年四月底,我到上海欢迎杜威先生,过了几天,便是五月七日的上海国民大会。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热,诸位大概总还有人记得。我到公共体育场去时,身上穿着布的夹袍,布的夹裤还是绒布里子的,上面套着线缎的马褂。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我回到一家同乡店家,邀了一位同乡带我去买衣服更换,因为我从北京来,不预备久住,故不曾带得单衣服。习惯的势力还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里去寻布衫子,羽纱马褂,布套裤之类。我们寻来寻去,寻不出合用的衣裤,因为我一身湿汗,急于要换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们走完一条石路,仍旧是空手。我忽然问我自己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布的衣服?因为我有服在身,穿了绸衣,人家要说话。我为什么怕人家说我的闲话?”我问到这里,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买绸衣服,买了一件原当的府绸长衫,一件实地纱马褂,一双纱套裤,再借了一身袜衣裤,方才把衣服换了。

  

   被誉为“五四旗手”的胡适,既没有参与上海国民大会的策划,也没有发挥自己演说家的特长,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在台下当一名冷漠的看客。激愤的“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呼声,根本没有触动他的神经;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新散文大家,絮絮地讲自己马褂夹袍,对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却毫无感悟。他“故挤到台前”,不过“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看看是不是够得上水准。——这才是他对上海国民大会的态度!策划这次大会的,除了报道提到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还有《民国日报》邵力子,据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五月五日夜间十时半,复旦公学接到邵力子电话,始悉北京学生壮烈举动。六日上午八时,邵先生到校,手里夹着一卷报纸,向大众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以军警镇压的经过,以沉痛的语言说:“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全体同学当场议决两案:(1)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2)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两案当场一致通过后,同学即分头出发,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间,始将电报发出[③]。有人说胡适于5月7日与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一起参与过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④],惜胡适日记不存,无法确认。尤为不公的是,历史早将1818年3月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年5月领导留日学生救国团在北京进行“抗日拒约”宣传活动、7月奔赴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在大会上呼喊“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王兆荣(1887-1968)忘却,反将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胡适奉为“五四运动主帅”,未免有点滑稽了。

  

   等回到北京,胡适的表现如何呢?沈尹默回忆说:“‘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⑤]“激进”的革命,是胡适一贯反对的,所云“采取非常手段”,不过是一时的冲动,他真正的主张是停止罢课,立即复课。尽管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要让运动半途而废。更荒谬的是要师生签名,放弃北大,撤到上海另建新校。总之,一是妥协,一是逃跑,全无良策。江勇振钩稽胡适的心态道:蔡元培5月8日辞职,等杜威夫妇到了北京,胡适已是北大校务维持委员会里的一员。6月4日早晨,胡适告诉杜威夫妇,北大已成为一座监狱,军警的帐篷包围了法科,贴了告示,说里面关着扰乱公安、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就在紧要当口,胡适萌生了去意。杜威夫人在6月初的家信里透露胡适有独善其身、隐遁美国的想法:“胡适想要哥大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注:胡适在哥大留学时的汉学老师,1917年退休]退休以后空出来的位子。不是今年,是明年。他担心这种动荡的局面会阻碍他专心作学问,久而久之,他会变得生疏。从他想为中国人奠定一个思想的基础的角度来说,这算是哪门子的爱国的思想逻辑呢?”杜威的信里从“同情的了解”的角度,描摹了胡适所处的困境:

  

   时局干扰他,使他治学不能专心,这让他觉得很挫折;他想多做研究,多写书。如果哥大聘他为中文教授——如果那位子还空着的话——我想他会接受,最少是去教一段时间。但我无法想象中国能够没有他。想来颇可悲的,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向往着美国的生活。然而,形势比人强。许多事,对过客来说可以是感觉蛮新鲜的;可是,对他们来说意味就大不同了。[⑥]

  

   请看:这像是一位威振疆场、搴旗斩将的“领袖”的心态么?

  

   作为历史人物,不光要看他运动中的表现,更要看他日后对运动的认识。胡适1919年7月10日之后的日记,存有简略的《杂记》与《日程与日记》,从中可以窥见对五四爱国运动的真实态度。

  

  

  

   1920年5月4日的《日程与日记》:“女学界联合会‘五四纪念’,演说。”演说内容日记未提,然一年之后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见于由胡适起草、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章表面上肯定五四运动有“加强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激发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丰富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培养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提高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等所谓“五大成效”,却强调指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这番貌似替学生着想的意见,只字不提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却偷换概念,将帝国主义侵略说成“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说什么“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从根本上抽掉五四运动的灵魂。

  

   1920年9月10日日记:“民国六年(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我到北京。今三年了。感念三年来所经历,颇有伤感,想作一诗记之。匆匆中绪又不佳,遂不果。”三年来,东奔西突,斩获甚夥,回首所经历,居然会颇有伤感?想作一诗记之,绪又会不佳?这难道是五四主将的心绪?

  

   1921年5月3日日记,就更妙了:

  

   后日为“五四”后之第二周年,《晨报》与《半周刊》皆将出“纪念增刊”,他们要我做文章。我自公园回来,已九点半了,想出一个取巧的法子,做了一篇文章,章洛声为我抄了一份。

  

  

  

   转瞬间“五四”已经二周年了,报刊要出“纪念增刊”,胡适作为北大名教授,人家要他做一篇文章,自在情理之中。怎奈胡适不感兴趣,便“想出取巧的法子”敷衍过去。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没有说。总之,是回避正面谈论五四运动,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心得可言。

  

   1922年7月24日日记:“早八时,监考国文。预科国文题两种:一为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一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我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我大诧异,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试场(共分十五个试场,凡1500人),遇见别位监考的人,他们说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的!有一个学生说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从所出考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看,他是希望引出对五四的负面评价的;怎奈考生竟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东西,甚至问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未免让人啼笑皆非。

  

   唐德刚一针见血地说:“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⑦]唐德刚将“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即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阐述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区分开来,断言胡适反对的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五四运动,是说得不错的。

  

  

问题的吊诡性在于,这位坚决反对“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的胡适,是怎么与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搅在一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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