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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若干问题再探讨

更新时间:2018-06-12 00:18:45
作者: 牛军  
强调美国军事干涉升级威胁了中国安全,而加强援越首先是为了应对美国威胁。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不过,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证明其太过简单化,这首先表现在忽视了越南政策变化的影响,实际情况是越南提出援助的请求才是中国派遣支援部队进入北越的主要原因。

   3月中旬,越劳中央召开十一中全会,决定动员全国力量,即使美国扩大军事干涉,也要争取在“短时间控制和战胜敌人和伪军”,并准备应付“南方和北方的局部战争”。越方随后提出派团访华寻求援助。3月21日晚,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越南战争和东南亚形势。与会者认为越南会提出派兵入越、为越空军提供庇护所、中国空军依托本土的基地参与空战等三项要求。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表示“恐怕都要答应”,“不能见死不救”。他非常重视对越南的承诺,毕竟之前当着越南人面说过,美军在北越“轰炸或者登陆我们就要打”。另一方面,援越是中国支援亚非革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旗帜,中国领导人公开宣传“今年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在亚非,而越南问题是中心的中心”,而亚非运动“一切要落实到反对美帝”,“要以气壮山河的精神,为越南助威”。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中国只有更坚决和有效地采取实际行动援越。

   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随后积极与美国沟通,这并不是基于美国威胁中国安全这类一般性的判断,而是为了避免加强援越导致误判而同美国发生战争,而且他们已从美方获悉,美国无意进攻北越,更不要说是进攻中国。4月2日,周恩来在卡拉奇会见按计划不久要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请他向约翰逊政府转达:第一,中国不会挑起与美战争;第二,中国说话“算数”,只要越方“提出要求”就会向他们提供援助;第三,中国已做好与美国打仗的准备,红线是“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周恩来第二天在仰光与缅甸国家主席奈温的会谈,他除告诉奈温已请阿尤布向美转达上述三点内容外,还谈了两个内容:第一是美军会轰炸20度线以北包括河内的北越目标,但这并不说明美军会攻占北越,换句话说就是战争升级还是有限的;第二是美国已通过华沙渠道转达“无意与中国作战”,但美国轰炸的目的包括使“南越人民感到孤立”,中国必须用援越行动“说明他们不是孤立的”。这清楚揭示了中国加强援越也是为了坚定越南抗战的信心,而保持信心这对越南人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5月31日,陈毅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霍普森,向后者清楚转达并具体解释了周恩来告诉阿尤布的“四句话”。他说曾请阿尤布转达但因后者访美未能成行,故请霍布森代劳并表示感谢。选择英方向美国“传递信息”是中国危机管理方式的重大进步。1950年10月初,中国领导人在决定出兵朝鲜前,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发出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印度这个渠道客观上存在“信号衰减”以致降低威慑可信性这种危机管理的忌讳,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周恩来的谈话是潘尼迦经英国使馆上报伦敦再转到华盛顿的,而且杜鲁门总统本人确实认为,潘尼迦的“亲共”倾向使他传递的信息不可靠。周恩来在4月2日同阿尤布会谈时还特意谈到,“这次我们的朋友换了,不是印度而是巴基斯坦了”。由于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盟友,这很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度。陈毅后来选择英国这个美国铁杆儿盟友,也是为了强化中方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这次管理中美危机的外交行动极大降低了援越可能带来的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决策层不久就大致得出结论:美国在印支军事介入的目的和能力都有限。8月11日,在讨论新国防战略方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美国决策者“看来日子很不好混”,几个主要领导人“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处理越南问题”,而中国则“不要用全副精力,也不要很多精力,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总之“美国人软下来了”。这表明中国决策者已经掌握了足以避免因误会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有效机制和外交技巧,而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使他们能确认,美国的确没有对华战争的意图。这个判断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转变中的中国安全战略,还有做更精细研究的空间,当然这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1965年可以说是中美地缘安全对抗消退的转折年代,两国尽管仍强烈敌对并不断警告对方不要越轨,但毕竟还是在一次次成功化解危机的外交沟通中构建了初步互信。至于中国领导人到底如何理解这些危机管理累积的经验,尚不得而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1969年中美和解进程中,正是参加了每一次危机管理的陈毅向周恩来口头提出要“打破常规”,直接建立外长级甚至更高级别的机制来实现突破,特别是他断定“美国会接受这个想法”。可以推断陈毅提出这样的建议与他本人与美国交往的经验有关,这是合逻辑的。


二    中苏地缘对抗的缘起与嬗变

  

   与中美地缘安全对抗逐步降温几乎同步的是中苏在同一领域对抗的发生、升级和嬗变。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中苏地缘对抗的起因和中国领导人的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复杂性的解读等,都还需要根据新档案补充和细化。

   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两度发生边界军事冲突,苏联对此事件的反应暴露了中苏在领土争端中的深刻分歧,这不仅是指在中方看来,苏联偏袒印度有悖其理应承担的义务。在10月2日于北京举行的峰会中,双方就中印冲突发生争论,他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关键是这证明了“同盟”、“兄弟党”等关系能否有助于解决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的类似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是很有疑问的。

   1960年6月,苏方开始加强边界管理,引发两国边境地区发生纠纷,而双方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立即暴露了实质性分歧。8月17日,苏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针对中国边民越界的照会。中方当场答复“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当中方提出举行边界谈判时,苏联则反对用“边界谈判”这个概念,提出代之以“核定个别地段边界走向”的“磋商”。

   与边界纠纷密不可分的还有苏联侨民问题。1962年5月发生的“伊塔事件”是一次集中爆发,该地区约六万中国边民跑到了苏联。这反映了中苏同盟的根基动摇后,两国关系很可能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尖锐的地缘安全对抗。实际上,“伊塔事件”同边界纠纷所造成的紧张与敌对情绪很快在中国高层内部蔓延,毛泽东则迅速决定要做预防性的军事部署。

   1963年2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讨论中苏关系时气氛严峻。邓小平在有关报告中提出“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其他一些与会者甚至分析了苏联是否会发动对华战争,提出要做最坏的准备,诸如“无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沟里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而这也是“毛主席早就设想到了,无非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据回忆有“中央同志”还提出要像抗战刚结束时,不仅做好思想准备,“在作战部署上也有所准备”。当然,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苏联还不会与中国破裂,更不会发动战争。与苏联展开地缘对抗的思想动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首次公开提出历史上中苏存在不平等条约,并质问苏联在此类问题上攻击中国,目的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中国军队亦开始着手军事准备。7月,罗瑞卿先后到吉林、黑龙江考察,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到新疆伊塔等边境地区勘察地形。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也率参谋前往东北边境地区,规划军事设施的建设,他认为苏联是有可能入侵东北地区的。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就解决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苏方的立场如苏斯洛夫谈判开始3天前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阐述,“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段落”。中国决策层最初希望谈判能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他们认为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但谈判中可将那些分歧与具体划界分开。毛泽东本人也持类似看法,他在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还说,谈判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订一个边界条约”,实际上有关历史是非的争论也没有妨碍双方谈判代表取得一些重要进展,问题是这时已经缺乏达成协议的必要气氛和动能了。

   3月15日,总参呈报了新疆备战方案,其中分析苏联意图是“防御性的”可能性高于“进攻性的”可能性;如苏联发动进攻则有“大打、中打和小打”三种形式,“中打、小打”的可能性高于“大打”,而“小打”则随时都可能发生;结论是要“做好应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由于毛泽东从这时开始特别关注战争(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与苏联的战争)问题,这类报告难免对他的判断产生独特的影响,应是合理的推论。例如毛泽东本人在5月2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考虑到万一”赫鲁晓夫“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中国要“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更严重的是4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了2月中央全会针对中国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有关报告,其中公开点名批评了中国领导人。两天后,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彭真等讨论应对之策。陈毅在会上专门提到,苏共中央文件中直接点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名字,“这个事情不简单”;邓小平等也认为这是个标志性事件。毛泽东在之后不久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时,也专门说到“我们只批评他一个人,他批评我们七八个人”。4月2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苏共中央的决议和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一个按语,其中专门指出:“苏共领导特别集中地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也只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苏共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上述激烈反应的严重性还在于:苏共中央点名的做法被认为有颠覆中共领导层尤其是针对毛泽东本人的企图。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指出:“赫鲁晓夫是善于搞政变的人。”

   显然,毛泽东此时很关注与苏共的理论交锋和苏共中央发出的威胁,从已公开的历史文献看,他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关注度并不很高,以致没有慎重权衡一些公开谈话的复杂影响,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任何公开谈话都必定会冲击谈判进程。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说,苏联与中国也有领土争端,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这笔账算不清”。这次谈话两天后被日方公布,苏方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也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有备而来的。

   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指责中方违背了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甚至“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他还说领土争端可用当地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赫鲁晓夫这番讲话的性质从中方角度看,是相当严重的,暗含了可以裂解中国边疆地区的逻辑和施加军事压力的借口。9月2日,《真理报》刊文批判中国对外政策,并指责中共中央谋求国际共运中特殊地位的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企图”,这不仅“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还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说,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就会遭到“坚决反对”。

   双方高层隔空争论严重损害了边界谈判的气氛,也是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如约在莫斯科召开第二轮会谈的重要原因。如果将谈判变化过程同毛泽东改变中国安全战略结合起来观察,很难否定它们之间存在恶性的互动。毛泽东的本意或许不是要激化边界问题,他甚至希望能控制住事态不要太过恶化。他在9月上旬同一个法国代表团会谈时说,提中俄历史只是为了让苏联人“紧张一下”。不过,这些似乎都没有起作用,在苏联方面,除了赫鲁晓夫本人的好斗言论外,一些职能部门也认为中苏边界局势将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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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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