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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

更新时间:2018-05-10 02:31:51
作者: 刘文杰  
就需要将社交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加以删除,取消对个人信息的搜索接口,从而使信息保留在本来的语境。同时,其他获得这些信息的第三人也应该将信息删除。正如雷丁女士所言:“上帝宽恕和忘记我们的错误,但互联网从来不会,这就是为什么被遗忘权对于我们如此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在网络上浮动,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应当拥有将他们的数据完全加以删除的权利。”[23]上述诉求落实到立法层面,就是赋予数据主体以反悔权,有权要求对先前自愿公开的信息予以删除。

   欧盟2012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对《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进行了改造,形成名为“被遗忘和删除权”的第17条。该条中,被遗忘权是一个“大遗忘权”概念,它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扩张了的删除权,它既包含《指令》第12条(b)针对不准确、不完整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又新增了数据主体撤回同意下的删除权。[24]第二部分内容是数据控制人的通知第三人义务,这一部分是对《指令》第12条(c)的改造。

   在《条例(草案)》中,通知的对象扩充为一切“正在处理数据的第三方”。[25]第三部分则针对数据真实、合法性遭到质疑等情形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数据控制人也可以(暂时)不删除个人数据,但要对数据处理加以限制。这一部分是对《指令》第12条(b)的发展,在指令中,使用的表述是“更正、删除或者屏蔽”,在《条例(草案)》中,“屏蔽”被“限制处理”(一般理解为不再处理数据)取而代之,更正权则另设条款(第16条)。

   总体来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中的被遗忘权条款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对《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既有删除权规定的细化和发展,二是对该条例中既有的限制数据处理权的澄清。[26]但是,将删除权和限制数据处理权都塞入被遗忘权,将使这一权利过于庞杂,因为两项权利的行使条件各异,特别地,对数据限制处理的结果是个人数据仍然存留于数据控制人处,并没有达到完全“遗忘”的效果。[27]经过讨论,限制数据处理权最终被移出草案第17条,而成为独立的第18条,与被遗忘权并列。如此一来,被遗忘权也就与删除权等价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终文本第17条中被遗忘权与删除权虽然以括号内和括号外的形式出现,其实在内容上完全重合,“被遗忘”说明权利行使的目的,而“删除”则说明实现权利的手段。[28]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反悔的权利”。虽然《条例》就撤回同意条件下的删除权规定得更明确,但是对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删除问题,既有规则并非全然无力。

   社交网站上个人主页的创建通常基于用户与网站之间的合同,而对基于合同发生之数据转移的法律控制早就存在。依《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一切错误、不完整、非必要或超出目的的数据均在删除之列。社交网络个人主页本为自我展示而建立,如果用户不打算继续展示,那么取消展示自然是他的权利,网站应为此提供便利。当然,用户实施删除操作之后,信息仍可能以某种形式存留于网站的后台,此时依数据质量原则和目的特定原则即可推出网站的删除义务。实际上,网络服务商也认可这一义务。[29]换言之,不是网站对公开在个人主页上的信息加以删除,而是用户本人应当享有主动删除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此外,若要真正实现雷丁女士有关被遗忘的设想,不但需要规定数据主体的删除请求权,还应规定数据控制人不以删除通知为条件的删除义务,例如约定的存储期限届满时的删除义务。[30]可以考虑,由数据控制人对那些有存储期限的个人数据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到期日,期限到来时,经系统自动提示,数据自动发生删除。此即所谓“默认删除”的隐私保护设置规则。[31]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还为数据控制人设立了通知不特定第三人的义务,这似乎是一个创举。《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c)规定,如果数据控制人将从数据主体处收集的信息又披露给第三人,那么他在自己删除的同时,还有义务将删除要求通知给第三人。指令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人获得和处理数据通常是基于数据控制人的许可和配合,当控制人自己不再享有数据处理的权限,除了特定例外,第三人自然也失去了处理的依据,而控制人恰好处在(转)发送删除通知的最佳位置,数据主体则可能完全不知晓控制人向哪些第三人转移了数据。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通知的对象扩大到因为个人信息公开(例如社交网络的情形)而获得这些数据的所有第三人,这恰恰给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打上了问号:[32]个人信息一旦公开于互联网,想要查明哪些人对其加以收集和处理,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3]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条例》仅仅强调“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通知,而没有结果要求。即便如此,这一措辞还是取消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对第三人有明确指向的好处,同时又增加了法律的模糊性。

   总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关被遗忘权的规定固然雄心勃勃,也许在某些方面充实了个人数据删除权,但也因其涵盖过宽、语意模糊而需要司法及执法实践的澄清。[34]

   (四)被遗忘权的新语境:冈萨雷斯案提出的问题

   2010年3月,西班牙公民冈萨雷斯在本国起诉当地报纸《先锋报》(La Vanguardia Ediciones SL)、谷歌西班牙公司和谷歌公司。冈萨雷斯发现,在谷歌网站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搜索结果列表中有对《先锋报》网站1998年1月19日和1998年3月9日报道的链接,其中一则提到冈萨雷斯因无力偿债而被法院强制拍卖不动产。冈萨雷斯宣称,他的债务危机很多年前就已解决,要求报社移除或者更改网页,使得上述信息不再出现,或者采用技术措施使得这些信息不在搜索范围,冈萨雷斯同时要求谷歌网站移除上述链接。

   欧盟法院的终审判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案:考虑到该消息对冈萨雷斯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且强制拍卖已经过了16年,上述财务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得不准确、不相关或者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因此基于姓名搜索得到的相关链接应当被删除;[35]另一方面,媒体网页上的信息属于“为新闻报道的目的”,可受《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9条“表达自由例外”保护而不必移除。[36]不但如此,判决暗示,数据主体的删除权(被遗忘权)只及于基于姓名检索获得的搜索结果,不涵盖所有搜索结果,通过其他的搜索关键词或者直接输入原始网址,网络用户仍然可以访问涉诉报道。[37]

   网络用户要求搜索服务商删除某些搜索链接(网页快照应一并删除),通常是基于被链接的内容存在着违法侵权,被侵权人有权基于“通知—移除”规定,要求搜索服务商在接到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不再为他人的违法侵权提供便利。[38]冈萨雷斯本人要求移除链接的理由同样如此。本案判决却不同寻常地宣称,源网站上的内容是合法的,可以继续存在,但谷歌以姓名作为关键词为该网址设置链接却属不当,冈萨雷斯有权要求删除。

   姑且不论冈萨雷斯案判决的逻辑问题,其提出的被遗忘权确实涉及对互联网环境下新出现问题的调整,尤其是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个问题涉及旧报道上网的合法性。因互联网的出现,出现了新的“旧事重提”,即媒体将以往的报道放在其网站上,公众可以随时浏览。一方面,公众浏览的仍然是从前的报道,另一方面,不像在纸质媒体时代,人们须有特别的兴趣,专门抽出时间到图书馆、档案馆等专门场所才能接触以前的报道,旧报道上网使访问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旧闻随手可得。旧报道如涉及当事人过往的不当言行,可为后来人获知,进而可能发生对本人的某种不利影响。对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要予以消除,属于新类型问题。

   第二个问题涉及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在冈萨雷斯案判决中,欧盟法院为针对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提出了两项理由:源网站的信息不准确或已经过时;姓名搜索服务存在对个人的画像行为。[39]原始网页没有错误或者违法侵权内容,姓名搜索链接应当删除与否,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

  

二、针对在线旧报道的被遗忘权:正当与否


   在冈萨雷斯案中,原告希望报纸网站撤下早前关于其破产拍卖的报道,从而让曾经公之于众的事实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与此类似的是,当事人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其多年以前曾公开过的经历,其实质同样是主张自己的过往能被遗忘。凡此类问题,涉及新闻与信息自由和人格保护之间的冲突。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当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诸项原则以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信息采集和处理为主要假设场景。 OECD指南的序言和备忘录指出,考虑到个人数据自由流动(包括跨边界流动)的必要和有益性,如果各国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就会给经济活动,给诸如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干扰。确立稳定可预期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实现对现代数据处理技术之潜力的充分发掘。[40]

   因此,包括同意权、撤回权、知情权、反对权、查询权、删除权等在内的一整套个人信息权利,其主要适用对象乃是民事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利用个人信息行为。也正是基于民事活动尤其是经济领域(最典型的莫过于合同场合)中的当事人地位平等,上述权利才能不区分数据主体的身份,而是“国王、平民”一体对待。一位官员在与银行讨论财产抵押事项时,只有基于他的同意,银行才能获知他的财产状况,抵押结束后,在要求银行删除或限制利用其个人数据方面,该官员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如果将语境转换为依法进行财产申报,则情况会完全不同,彼时该官员非但不享有同意权,相反负有如实申报的义务。

   当争议的对象转换成媒体报道的正当与否,问题的语境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里已经不再是公民与某家银行、协会、旅馆或电商之间的民事交易语境下的意思自治与否,而是涉及新闻报道自由对人格利益的侵入问题。

   媒体服务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是公众了解其关心的问题及事件的渠道,对于自曝于公众视野的人,对于自愿或偶然卷入公共事件的人,媒体往往予以描绘。[41]“新闻媒体有正当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权利。对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社会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42]即便一个人置身公众视线之外,他的某些行为乃至发生在其身上的事件也可能因为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而成为报道对象,例如某考生荣登高考状元,或者某人独自深入极荒之地探险等。一般来说,报道越是充分披露,其内容也就越加丰满逼真,而还原事实的程度越高,越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越有助于公众对事件作出分析和判断,越能够增加受众对媒体的信任。相反,如果媒体永远只是用“某某某”来指代当事人,亦不详述其所来自,那么,不但报道难以激发公众的阅读兴趣,甚至连媒体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媒体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报道对个人信息的披露越是准确充分,当事人因之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就可能越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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