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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龙: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司法治理

更新时间:2018-04-22 01:31:46
作者: 王国龙  
法律的权威性是普遍有效的,然而基层司法权运行所依赖的司法知识,却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在基层司法实践当中,司法知识的地方性,既表现在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渊源上,也表现在作为建构判决依据的论证理由上。例如,在法律渊源上,法律渊源在内容层面,除了包括国家层面的正式法律渊源之外,还包括诸如习惯、传统和“社会善恶观”等非正式的法律渊源;而在建构判决依据的论证理由上,除了包括作为“情理”知识形态的法律知识之外,还包括作为“经验”知识形态的社会知识。针对司法知识的地方性问题,格尔茨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而非不受地方局限的通则,甚至法律还是社会生活的建构性元素,而非其简单的反应,即使是在一个不断被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可能已经变得世俗化,或者多多少少有点世俗化,甚至变得刻薄寡恩,但它并未丧失其地方特性。”[21]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地方性,通常是以“情理型司法”的司法形态来具体展开,而区分于“法理型司法”。与其它层级的司法而言,基层法官会更侧重于以“讲道理”的司法行为模式来展开司法裁判,即使是法律层面的规范问题上,仍然需要将其通过转化为一种“情理性知识”来建构。吴英姿指出,“情理”之于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还是一种正义观。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法官不得不在法与情理之间采取沟通策略:在具体案件中利用情理地方性知识,采取当事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说服,甚至用非正式的方式操作法定制度,用法官的话说就是“乡下锣鼓乡下敲”,其实质是把审判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审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承认。[22]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上,基层司法知识的地方性,总是承载着国家法制统一性背景下多元社会秩序建构的政治整合功能。

   第四,基层司法裁判基准的建立是以“合意性”和“状况性”为鲜明导向。针对裁判思维在纠纷解决过程的类型化问题,棚濑孝雄指出,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裁判思维总是在两条相互独立的基轴上来展开的,一条基轴是“合意性——决定性”,即在“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与法官的裁决之间”的流转;另一条基轴则是“状况性——规范性”,即在“个案的特殊状况性与法律的一般规范性之间”的流转。[23]棚濑孝雄对裁判思维类型化的平面分析,至少在两种情形下是具备描述性价值的:一方面,在刑事司法审判中,法官的裁判思维更倾向于“决定性”和“规范性”方向,而在民商事司法审判中,则更倾向于“合意性”和“状况性”方向;另一方面,在层级较高法院的司法审判中,法官的裁判思维更倾向于“决定性”和“规范性”方向,而在基层法院的司法审判中,则更倾向于“合意性”和“状况性”方向。尤其是对于基层群众而言,司法的权威性不是简单地来自于法律规定的权威性,更是来自于法律得以继续发挥权威的理由,即对于当下纠纷解决的司法公正性。基层司法裁判基准的建立,往往会努力在“合意性”和“状况性”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其中,在“合意性”层面,基层法官往往是努力以最大程度实现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为目标,即以最小的司法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来最富效率的解决纠纷;而在“状况性”层面,基层法官往往是以个案的特殊性,来规避法律的强制性或者降低法律的强制性面孔。基层法官的这种裁判行为倾向,或者体现了对个案司法实质公正追求的一种偏爱,或者体现了以追求“案结事了”的一种务实性司法裁判观。在当前“维稳压力不断向基层社会传导”的社会治理背景下,这种以“合意性”和“状况性”为鲜明导向的基层司法裁判观念,或许正集中体现了一种“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责任的担当精神,也是传统基层群众工作方式在基层司法实践当中的一种自我延续,即“司法的群众路线”。

   第五,基层司法的社会角色具有“审判与调解”的双重性。与其它级别的司法相比,基层司法和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是集中介于国家法秩序与基层社会自发秩序之间的司法形态。在当前中国转型社会时期,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决定了中国的基层司法所面对的乃是一个高度复杂、多层次、高风险和冲突剧烈的客观现实社会。不仅如此,正如卢荣荣指出,在各种不平衡共存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法院自身也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为了实现良好的纠纷解决功能,其具体的运行方式,自然也是多元或者多重性的。[24]尤其是中国的基层法院,不仅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在同一地区之间的基层法院,它们之间在“人财物”的保障上存在着很大差距,甚至在同一基层法院的内部,不同法庭和派出法庭之间,其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别。在这一背景下,为应对纠纷社会,基层法院一种采取“审判与调解”二元模式来架构其司法权的运行机制,诸如“调解优先”、“当审则审、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甚至是具有极端倾向的“零审判率”,集中体现了基层司法“审判与调解”这一双重性的社会角色。

   不仅如此,基层司法“审判与调解”这一双重性社会角色,还是因为基层法院长期陷入到“权威式微”、“司法环境复杂”、“风险高”、“规制难”,以及“成本大”、“越级上访”、“审判效率低”、“受牵制多”和“执行难”等困境,尤其是对于日常发生的“婚姻家庭纠纷”、“借贷纠纷”、“赡养纠纷”、“邻里纠纷”和“侵权纠纷”等社会纠纷,尽管“标的小”、“问题轻微”甚至是“鸡毛蒜皮”,但基层法院仍然要努力解决好这些纠纷。无论是从司法现实主义还是从司法工具主义的立场而言,基层法官只能采取“调解”甚至是“调停”而非“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基层司法“审判与调解”这一双重性社会角色,恰恰反映了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集中承担着的“化解社会矛盾”、“处理轻微犯罪”、“预防社会冲突”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基本社会治理功能。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司法的二元结构属性

  

   中国基层司法的特点及其社会治理功能,是国家权威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的一个具体展开,并被深深地嵌入我国以“政法”为组织基础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即“法律的治理化就构成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即政法传统。”[25]同时,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架构上,基层司法自然也就构成了以“政法”权威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环节,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推动基层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政法”治理的架构当中,中国的基层司法,自然就需要在承担诸如纠纷解决、实现社会控制和发展法律等基本“司法性”的社会功能之外,还需要承担诸如落实国家法律、执行政策和落实上级下达的“各种社会发展目标”等“治理性”的基本社会功能。

   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从全球各国司法地位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其在“发展法律”还是“执行法律”等基本司法职能的承担上,也开始呈现出“地位相对下降”和“功能相对退化”的一般发展趋势,“立法机关越来越多地授权给公共行政机构而不是法院来执行新法律……为解决纠纷而设计的法院,其输入、反馈和转换过程均被证明不适应发展着的法律的实施。”[26]而从西方法治化发展程度较高国家的司法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自治型”司法模式,也开始不断朝向某种“回应型”司法模式转变,“法律机构应该放弃自治型法通过与外在隔绝而获得的安全性,并成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变化的更能动的工具。在这种重建过程中,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将作为基本特色而相互结合。”[27]

   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展开的宏观背景,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结构属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治理角色上,基层司法呈现出“司法性”与“治理性”的二元结构属性。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基层司法部门首先是一个“司法”部门,通过司法权的运行来解决纠纷,无疑是基层司法部门的本职工作。基层司法的“司法性”,自然就决定了基层司法部门的日常工作,必须遵循司法的一般性规律,坚持司法的基本原则,代表国家“公正、高效、廉洁、为民”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即使区县人民法院的派出人民法庭,其对纠纷的解决也完全不同于“派出所”的工作性质。例如,在纠纷解决的出发点上,派出所在接到报案之后,是以“出警”的方式来积极介入纠纷解决;而派出人民法庭则必须努力先通过“立案”,将社会纠纷转化为一个“司法个案”才能展开可能的司法救济。不仅如此,基层司法部门在承担诸如“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等相关延伸性的社会治理职能时,也只能先通过“立案”环节才能驱动司法程序来实现。没有“司法个案”,基层法院也就无法实现司法治理。不仅如此,基层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往往更侧重于对纠纷的“事实审”,而不同于上诉法院的“法律审”。[28]这是由于基层法院所受理的社会纠纷,往往都是常规性的社会纠纷,而并没有太多的法律“疑难性”的社会纠纷。尤其是在某些难办类型的司法案件当中,初审法官可能会基于各种“考量”,往往会通过诸如“积极鼓励当时人及时上诉”等方式,努力将其“上移”至上级法院来审理。正如波斯纳所指出,“对于地区法官来说,快速裁决要比文火煨炖更好,因为如果那些争点问题很是新颖或重要,他就无论怎样说了最后也不算。”[29]初审法官的这种似乎“矛盾上交型”的做法,或许是基于案件的“难办”,或许是基于案件的“敏感”,更或许是基于案件的“复杂”,但这种“矛盾上交”的做法,却是初审法官为保障纠纷解决的“司法性”所做的一种现实主义理性选择。

   基层司法在属性上具备“司法性”的同时,也往往同时具备“治理性”的这一基本属性,甚至“治理性”乃是其“司法性”的自然延伸。其中,司法的社会控制职能则是基层司法治理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即努力通过合法的政治权力组织(例如,基层法院)来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秩序安排。马丁×夏皮罗指出,当我们从作为争议解决者的法院转向作为社会控制者的法院时,它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社会逻辑甚至被更大程度地削弱了。[30]在日常的基层司法活动当中,基层司法部门对某一具体纠纷的审理,往往并不会直接受到来自法院系统之外因素和非法律因素等的制约或影响,但在贯彻上级部门下达的相关可类型化问题的治理任务中,日常的基层司法活动就需要集中通过“个案司法”来具体落实和配合。例如,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前,加大对侵犯妇女合法权利的个案审判力度;而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前,则加大对侵犯儿童合法权利的个案审判力度等。当然,这种为落实国家治理任务的日常性基层司法活动,往往是通过法院的内部组织架构和对相关文件的执行来实现的。基层司法的治理性,还集中体现在对某些敏感性社会纠纷的审理当中,例如涉法涉诉闹访的纠纷案件。一般而言,基层法院不会轻易介入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因为在过去,基层法院审理的社会效果是不明显的,大量涉法涉诉闹访的纠纷案件,往往是通过“信访-维稳”途径来实现治理的。在“诉-访分流治理”的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主要是“区县级的人民法院”,也开始回应国家治理的需要而通过“立案”来审理这些纠纷。不过,在“诉-访分流治理”的国家治理改革背景下,所有的涉事治理主体,应该以维护“具有既判力的司法判决”为前提来展开治理,以防止出现纠纷在各涉事治理主体之间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来回流转,进而损害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和基层司法治理的整体有效性。[31]

第二,在纠纷解决依据上,基层司法呈现出“合法律性”与“合情理性”的二元结构属性。在司法实践中,纠纷解决“合法律性”和“合情理性”的双重要求,乃是司法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集中体现。其中,在“合法律性”要求的层面,司法(包括基层司法)对纠纷的解决,需要贯彻国家法律的规定性,以维护国家法秩序的安定性价值,甚至“合法律性”乃是司法权威的基本依托。而在“合情理性”要求的层面,与上级法院不同,基层司法部门尤其需要结合地方的道德观念、善良风俗观念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展开纠纷解决方案在“合情理性”层面上的建构,甚至这种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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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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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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