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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哲学与历史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

更新时间:2018-04-02 00:01:00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就是中国人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和斗争精神不断探索一条独立的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就是在借鉴、消化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形成一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从而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中国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真理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用中国传统“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理念,从而使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构成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用现代法治思路来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因此,本文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代化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一些媒体宣称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也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已被海内外敏锐的学者称之为“习近平时代”①。

   要理解习近平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刊发各种专家解读,反复聚焦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其目的是让这些概念、观点、思路和措施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动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时代的战略任务和宏伟蓝图。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回应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生活相结合,变成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和创新的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展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新思想只有放在这个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和发扬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所开启的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以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一、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

   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②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需要从政治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来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两者消融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以名留青史。中国的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着对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近年来,国内新清史、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政治诉求。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及其带来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的宪法序言一开始就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章关于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宪法序言的修改,这无疑是把政治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意义上国家的根本大法。故此,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之进一步发展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采用代际政治的历史定位方式是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有效地巩固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内的权威地位,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一方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这种代际更替刚好和宪法中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规定结合起来,这在客观上形成代际更替的政治格局。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所展现出历史天命意义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可以说,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例如,中国政治历史上名垂青史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其历史地位并不是按照代际来定位的,而是按照他们所开辟的历史空间来定位的。恰恰是他们的政治努力创造了政治时间,从而形成了后人进行时代划分的坐标。

   更重要的是,代际政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混淆正当性来源,无疑会瓦解共产主义的信仰、理想和代表人民利益及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用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反是从历史天命的角度,按照特定的政治时间节点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了在每个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回应历史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多个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了邓小平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阶段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即“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③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第四个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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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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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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