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正强:中国访民的理想型

——立基于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本土解释

更新时间:2018-03-22 13:44:41
作者: 刘正强  
如焦虑、愤怒、野心、羡慕、嫉妒、爱、狂热、骄傲、仇恨、忠诚、奉献和各种不同欲望以及所衍生的非理性行为时,我们越能够同情地去理解。即使当感情强烈的程度完全无法拟情式理解,并且无法知性地计算情感对行动方向和手段的影响时,亦是如此。”[25]

  

   顾名思义,传统行动(Traditional Action)是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这些行动出自既成的实践,基于对权威的尊重、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作出。人类绝大多数行为都属于这一类型,比如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基于交通规则的驾驶行为等都在此列。传统社会行动因循守旧、超越功利,坚持习惯、沿袭历史,举凡目的、手段、行动皆无需理性思索。韦伯深知,传统之根深蒂固,要被彻底清除是不可能的,“严格的传统举止——正如纯粹的反应性模仿一样——完全处于边缘状态,而且往往是超然于可以称之为‘意向性’取向的行动之外。因为它往往是一种对于习以为常的、刺激的、迟钝的、在约定俗成的态度方向上进行的反应。”[26]

  

   贯穿于这四种行动类型核心的就是“理性化”这个韦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概念。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分为理性行动(工具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行动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这)是人类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27]。严格说来,后两种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从合理性这个角度来看不属于社会行动,因为在他们中间并不包含行动者明确的主观意义。但从韦伯理想类型的原旨看来,情感与传统的行动可被视作对价值合理与工具合理之行动的“偏差”,而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具有自身的意义——即便前者总体上表现为“不合理性”,这两者仍然也包含了过渡到理性行动的可能。就当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性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但笔者坚信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生命力与穿透力,相信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人行动的启发不止于一二。

  

   三、中国访民理想型构建的逻辑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访民”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语汇,它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其字面含义本身。30多年前,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步入常态化发展轨道,社会冤恨大规模产生的土壤不复存在。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国信访形势不但没有根本好转,反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信访是一个事关社会公平、大众福利尤其是社会稳定的领域,它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地表征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景气指数。在倡行法治的今天,为什么信访这种具有“青天情结”,依赖“长官意志”的诉愿方式仍然大行其道?“访民”这支奇特的队伍,成为令人怜悯、头痛甚至困惑的所在,不断撩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对中国访民的解读,可能不仅是理解中国信访局势的前提,而且是洞悉中国政治运行的必需。

  

   然而人们往往习惯于从道义、法律等几大原则出发对访民做简单化、脸谱化的理解,为他们贴上“弱者”、“维权人士”、“钉子户”等标签,这实际上是对访民极其片面的认知。任何社会现象经由不同维度的观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只有那些使该现象显著区别于其他现象的极端与突出的特征才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对事物的深刻认识离不开对其“极化”的过程——韦伯是根据理性“含量”递减的原则来对社会行动进行分类的,这种“极化”分析法能否加诸对访民及其“理性”的分析?然而韦伯自己也坦言关于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直接的对应物。不仅如此,韦伯据以建立理想型的“理性”概念在中国并无严格的对应词汇,如果直接套用这个理想型来分析中国访民的情况有着内在的困难。

  

   进行访民行动类型构建的一个基本前提或者假设是:人不可能公开地做自认为没有正当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情、合理或合法的依据。这对访民来说更是如此,行动的理由是其诉求得以成立与持续的前提。在中国的语境中,情理法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理”总是以常理、道理、法理、天理等格式与其他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正当性”的内核则隐含其中。同时,中国乃人情超级大国,“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感性的作用常常在理与法之上,对基于理性的制度运行常常形成解构。对此,金观涛从常识理性的角度对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道德,而常识理性构成道德的基础。毋庸置疑的常识和人的自然感情(人之常情)作为中国文化合理性标准一起成为论证社会制度(行动)与道德伦理之正当与否的基础,“在这种推理方式中,常识(人之常情)首先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是不能怀疑、不必深究的东西,然后用它们来类比、外推产生出高层观念”——即常识理性结构。[28]显然,构成中国人社会行动依据的“常识理性结构”与西方语境下的“理性”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基于理性单一维度的行动分类可能不足以涵盖中国的情形。

  

   另外,韦伯所分析的社会行动主要是由个体实施的,即确立了个体具有自主性这一前提。在现代化、理性化的过程中,“个人不再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是体现了‘自我’的主体性,和他人区分开来。人们通过‘深思熟虑’,为他自己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实现他的个人的目标,而与他人发生结合关系只是因为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29]但在中国社会中,个人尽管要基于关系而存在,却无法在对“私”的追求中实现“公”,为公共利益达到“共同体的善”。中共建政后,曾实现了基于强势意识形态的整合,建立了与计划体制相吻合的准共同体社会结构。但改革开放后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解体便使“常识个人主义膨胀为市场经济提供正当性和价值动力”,而“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它表现在经济的组织方面,不是建立一个唯权的契约社会,而是关系社会”[30]。不仅如此,这种个人既然不是西方自我代表的个人,那么在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个人主义极有可能沦为现代社会形成中的障碍性因素。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就曾提出过关于个人主义的隐忧,“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31]

  

   这很符合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在情理法这样的架构中,未必只有符合理性的要求才能成为社会行动的主要理由,相反,反理性的情感也常常成为社会行动的坚实依据。即使于重大的事务,人们也未必事事、时时、处处权衡利弊、精心算计——这并非一概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的情感、习惯等反而会以无意识的方式“多快好省”地处理人们的行动。从缺失理性传统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主要的行动类型是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自然其中也纠葛了理性化的内容。中共建政后以革命伦理进行了社会建构,形成了新的社会传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理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加强工具理性建设,严格控制不良“社会资本”的建构与扩散,以实现社会合理化、现代化。但旧有的、固有的东西剪不断、理还乱,人情社会的血缘、伦理与工具理性、工商文化的结合,不断功利化并以其强大的惯性支配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访民的理想型要具备本土化的逻辑基础,就必须对韦伯社会行动的理想型进行适当修正。鉴于此,本文把对“理性”的考量延展到感性区域,将“理性——感性”作为支撑中国访民行动依据的一对指标,即不仅关注理性的“浓度”,也关注理性的“方向”——感性本身可以视作“负”理性,这种处理甚至可以把一些精神、心理癫狂的情形纳入进来,而“精神病”上访在事实上也一直存在着。

  

   不过,这个标准仍然显得过于纯粹——作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信访制度历来为社会所型塑,而中国访民的行动并不完全发乎当事人一己之情理,他们行动的理由具有弥漫性,支撑其行动的“正当性”不但相对含混和模糊,并且具有情景性和“关系”性。“个体性—社会性”这对指标用于刻画当事人背后的社会与历史因素,以弥补韦伯没有考虑社会因素的缺陷。通过对访民行动社会性的分析,实现对其行为的臧否与褒贬——尽管本研究声称悬置对访民的价值评判,但社会对他们的认识和看法毕竟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于是,“理性——感性”作为“合理性”即“如何行动”与“个体性—社会性”作为“合法性”即“为何行动”的交叉组合形成了四个板块,与韦伯社会行动四种理想型的名称一一对应(图一 中国访民的理想型),形成了本文分析的逻辑基础。

  

   四、关于访民理想型的一个简约分析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行动很少会表现为某种单一的形式,他们往往会接近于多种类型或者混杂着不同的类型要素。而当初韦伯并不单单对社会行动及其合理性进行分类,他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化及社会发展的合理化倾向,对社会事实甚至历史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洞见。一如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理想型的分类只是一种有意识的主观建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行动方式,但却构成理解人类行动的基础,确立中国访民行动的理想型并非为了人为地简化他们行动的复杂性,相反,这种抽象与简化反而是洞察访民行动复杂性的前提。

  

   (一)工具合理性信访:纠缠的逻辑与技术

  

   在认为工具理性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同时,韦伯对工具理性过度侵入人们的生活忧心忡忡:工具理性容易导致个人或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损人利己,这在当下中国不乏注脚。由于传统、习俗、道德等对人的约束力下降,加之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中国访民的工具合理性主要是一种“算计理性”,其行动往往表现为利己主义的展开,或至少没有共同的利益或公益的性质,谋利型信访就是其突出表现。这些利益既有对个人正当权益的追求,也有基于生活境遇的求助,但更多的是以信访为平台谋得额外的利益。在这类信访中,访民掌握了一套娴熟的思路、策略和技术,他们对各种手段烂熟于心,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纠缠”的实践与逻辑,早已走出“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的“形下”低端款式,不断趋向政治化甚至国际化。

  

   1、“依法”纠缠 对于缠访、闹访者来说,“纠缠”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但纯粹的纠缠,则无异于无赖,不但在道德上难以立足,而且也会激化与政府人员的矛盾,甚至触犯刑律。因此,许多聪明的上访者往往紧紧把握住“底线”原则,做到踩线不越线,“依法”纠缠、“安全”闹事。“依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守法“自保”,遵守治安和刑事法规,防止“犯事”。二是依法“理论”,至少将法律当作工具意义上的武器。许多访民长于死抠法律的条文、字眼儿,以找出法律文书的瑕疵和问题,与官员死磕。[32]

  

   2、“有理”取闹 按照常情常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相对明确而清晰的。相反,通常以明确的条文作为载体的“法”在指导人们行为的时候,却相当含混。事实上,人们对“法”的理解通常不是刻意去“守”法,而是不能“犯”法——即不能触犯刑事法律。在中国人的行为认知中,“理”对人的支配力远在法之上,他们认为只要不犯罪,就可以按常情常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

  

3、“抱团”行动  抱团上访,自然可以使个体上访者找到“组织”、获得归属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96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