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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

更新时间:2018-03-21 20:09:14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而不是对全球化的悖逆或“逆全球化”。笔者以为,把这些表现视为“逆全球化”,只能是在这样三种语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其一,全球主义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经济全球化仅仅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或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其二,一定的全球化主体所设定的“全球化”的语境。在全球化中不断获益的民族国家,自然会把与自己所认知的全球化的相悖现象自称为“逆全球化”。其三,对策研究、新闻传播和文学描述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为了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更加形象化,给人以印象深刻,将其冠之以“逆全球化”也不足为怪。在以上三种语境中谈“逆全球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理解并不包含认定其在学理或学术上的“正确”。

   以上从逻辑角度说明,把目前全球化出现的一些“变动”视为“逆全球化”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正如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的发展形态一样,所谓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内的全球“变动”也属于全球化的正常状态。

  

   三、对“逆全球化”逻辑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笔者以为,从以上对“逆全球化”的逻辑分析,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哲学层面上的相关论证,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贸易保护主义将会贯穿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因为它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进而言之,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全球化的基本主体,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不可能“缺席”的。全球化的逻辑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先是早期重商主义,后是晚期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作用有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一面),占据了持续近200年的全球化过程,直到亚当·斯密的贸易自由主义出现后,它才有了分庭抗礼的对手。可见,全球化首先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全球化。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地区联系得越紧密,其矛盾和冲突的范围与程度也越广和越深,正因为如此,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才成为必然。它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本地区及其统治者获得由于“联系得紧密”所带来的更多利益,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护由于“联系得紧密”而给其既有利益带来的损害。笔者以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这种双重作用,不仅是全球化必然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当然,对于某个或某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现在这种双重作用的过程中,在哪个时期提倡和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见本文第二部分),在哪个时期提倡和主张贸易自由化,是要作具体分析的,对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全球化的具体方式也是要作具体分析的,决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不能把贸易保护主义简单地称之为“逆全球化”,否则,对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不好诠释了。

   实际上,除了全球化的重商主义时期外,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在空间上都是并存的,既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纯粹的贸易保护。只不过,在有的时期内是贸易保护占据上风,在有的时期内是自由贸易占据上风。至少迄今为止,这在整体是由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决定的。但对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在那何种具体场合下采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则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陷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或在战争时期,或特别需要发展落后的本民族工业的时候,或既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有丧失危险的时候,置身于其中的民族国家主要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在占有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处于贸易顺差的时候,以及需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来输出过剩的产能、产品等以促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升级与优化的时候,置身于其中的民族国家则提倡和主张实行贸易自由。

   2.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包括英国在内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般都实行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之所以如此,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全球化的水准还比较低,以及新兴的市民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而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最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则同时出现了美国、德国、法国的保护幼稚工业的贸易主义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也称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之所以如此,这与国际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形成、从而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人们对源于西方的全球化一直有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全球化就是(或等于)生产、技术、金融和贸易一体化的趋势(即资本、投资、劳动力和商品等自由流动的趋势)。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首先,这种纯粹的“贸易一体化”只存在于理论模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的全球化过程中。在现实的全球化(自工业革命以来)中,既有“贸易一体化”的趋势,也有贸易保护的趋势。因为,从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的过程看,“贸易一体化”的趋势并不等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更不等于“贸易一体化”的成果各个民族国家都能“共享”,不仅如此,它还使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受到损害,所以在19世纪才直接导致了美国、德国、法国的保护幼稚工业的贸易主义兴起[⑨]。在当时,只有当“贸易一体化”趋势,在客观刺激了美国、德国、法国在保护幼稚工业过程中获得了与英国“一决雌雄”的能力的时候,其积极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其次,在现实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贸易一体化”趋势是通过各种相关协议表现出来的,但迄今为止,任何有关“贸易一体化”协议都饱含着相关限制,而这些限制恰恰就是不断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渠道。在当今,任何国际贸易组织,如以前的关贸总协定和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其规定中既有“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化和自由化”的倾向,也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演变进程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越来越是一个对立同一的矛盾体(战争等时期除外),且相互渗透。如果把这个矛盾统一体拆开,把其中的一方简单地视为全球化,其中的另一方简单地视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显然在学理上说不通的。

   3. 要在方法论上区分全球化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全球化的“主体性”是指: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不同行为体所认知、希望和追求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实际上是主体性的全球化。笔者曾在有关著述指出,全球化,既是客体性的全球化,也是主体性的全球化,即不同的主体基于一定的认识结构和价值观对全球化的认知和追求[⑩]。例如,在贸易自由化的观点看来: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发展的自发结果,各国将从多边或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利益,就如同比较优势原则所阐述的那样。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的全球化(这里暂且不论对错),是持贸易自由观点的全球化主体所追求的全球化,而不是现实的全球化,即不依任何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性的全球化。因为,现实的全球化显然不是市场机制发展的自发的结果,当然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再如,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提出的“公平贸易”的全球化也是如此。在现实的全球化中,这种新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更多的不公平贸易(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不能把全球化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互混淆起来,否则,我们对全球化及其变动趋势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会大都折扣。对所谓“逆全球化”也应作如是观。如果我们把全球贸易自由化实际上设想成为一种理想型的状态,并与全球化相等同,那么就必然会把贸易保护主义视为“逆全球化”。但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难以自洽的。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表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远比贸易自由化的历史长,而且在整体上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是不是把全球化史称之为“逆全球化”史更贴切些呢?!因此,我基本认同学界有的学者对目前流行的“逆全球化”观点的看法,即:“全球化并未逆转,只是遇到了减速路障。发达国家的低迷走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趋势减弱了全球化持续扩张的动力——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个绷紧的橡皮筋的确应该放松一下,否则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会很大。与此同时,各国都应该对其国内政策重新审视和评估,并制定更合理的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分配更公平合理”[11]。

   这里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继续追问:“全球化”能逆转吗?笔者以为,能,也不能。说“能”,是指有两种情况会使全球化逆转:我们这个星球发生了巨大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且只有部分人类残存下来;全面爆发世界性的核战争,且只有部分人类残存下来。说“不能”,是指:无论是全球化初期(16——18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统天下”,还是在工业革命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各领风骚”的不同阶段,都属于全球化正常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绝对不会也不可能逆转。不过,全球化不能逆转并不意味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没有遇到重大问题。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没有遇到重大问题”反而是不正常的。

   4.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新贸易主义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关于这方面问题,学界已有不少对策性著述,故不赘述,这里仅提示两个相关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不能把“逆全球化”这一术语提升到学术层面,并使其带有普遍的意义,否则,这不仅会把关于当前全球化变动及其趋势的学术研究引入歧途,而且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遮蔽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应当承认,目前的中国(也包括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强烈,并在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开始在全球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有近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故他有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应当成为使国际经济秩序向着更合理方面发展、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一个核心力量。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自身也深受各种严重问题的困扰:在内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世界的平均线(虽然贫富两级分化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各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刚性强,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社会活力的激发困难重重。在外部,周边争端明显升温,其热点不断(包括南海、东海和朝鲜半岛等地),各种摩擦时有发生;中国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改革相关国际机制的倡导和诉求缺乏真心实意的广泛支持,等等。显然,上述内外两方面问题的原因,难以简单地归之于新贸易保护主义。当然,在贸易自由化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我们的一些内部问题似乎更容易解决,如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但细微观之,如果不激活内部的改革动力,坚决推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这些问题其实同样难以解决。所以,笔者以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自身特别是自身的内部问题。而“逆全球化”这一术语,则易于导致在方法论上把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归之于国际贸易等的变化,归之于发达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视为全球化的代表)。当然,我们是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发达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但切不可在学术层面将其普遍化。因为,这会给人以误导:全球化逆转都发生了,那么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内部问题就更解决不了了。

第二,中国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调整期,把新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变为自己质的发展的机遇。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竞争力,阻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发展。然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各种问题,也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内功”的契机:由资本紧密性积累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就必须做到:全面减税、松绑和解除管制、在制度上切实保护私有财产、做精国有企业、在治理内部宏观环境上下工夫等。惟其如此,才能激发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活力。此外,新贸易保护主义所依据的各种理论,其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新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最大社会福利”与“补充性”相结合的原则;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基于对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等的批判, 所提出的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的观点;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理论关于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将产品成本内在化、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论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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