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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

——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性批判

更新时间:2018-03-21 20:06:38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但这两者毕竟不能相互等同。可是,学界不少人在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往往把这两个有区别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混为一谈。笔者在曾在有关著述中指出,现代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关系结构”是必然有其中心的,这是由“国际社会”的主体结构、利益原则及其发展特点等决定的[13]。简言之,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间关系还在主导世界历史,“中心”与“非中心”就始终存在。至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甄别“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关键不在于是否认可这一“中心”,而在于是否把这一“中心”简单化、绝对化和永恒化,使其成为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

   这里所说的“简单化”是指:把国际关系结构 “中心”的作用视为单向的(即“非中心”只受制于“中心”)。实际上,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中心”与“非中心”间的作用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确定国际关系结构“中心”和“非中心”(和“半中心”),对相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把握各个民族或国家在国际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向,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各个民族或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不过,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非“中心”为基础,同时其变化也受“非中心”的制约。因此,“中心”与“非中心”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互为前提的。此外,“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依附关系,而是包括依附关系在内的多样态关系。对这种多样态关系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所说的“绝对化”是指:把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简单地归结为国际关系结构“中心”的要求和意志。现实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及其结果,往往是不以既有“中心”的要求和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不是以“非中心”的要求和意志为转移的),如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在二战后的发展、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至60年代在世界上的发展、当代全球化的发展等。这说明,国际关系结构是复杂的,虽然有其“中心”,但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远不是“中心”的要求和意志所能解释的了的。这里所说的“永恒化”是指:把国际关系结构的西方“中心”视为恒定不变的。应当承认,自近代意义的国际社会产生到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就一直是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如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中心”。不过,国际关系结构的西方“中心”自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程度不同的挑战:20世纪初,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冲击了国际关系结构的西方“中心”,其产生的效应在30年代西方国家大危机时期尤其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近乎使国际关系结构中出现了两个“中心”;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虽然再也没有遇到另外一个超强国家或集团的挑战,但国际关系结构的多极化(如美国、欧洲、中国、新兴的金砖国家等)发展趋势在21世纪已经不可逆转。当然,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这种多级化发展的趋势还不会取代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但它会逐渐地改变国际关系结构“中心”的传统形态,使其呈现出非单一性,即多中心性。可见,对西方国家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结构”中心地位的确认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即:不仅确认“中心”内部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且确认“中心”与“非中心”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以及由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最终导致的“中心”的形态的变化和转移。最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结构”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它不等于全部世界历史[14]。世界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新的因素、关系和问题(如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是难以纳入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结构的,从而也是难以纳入“中心”与“非中心”间的关系的。

   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方法论根基之一,就是把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简单化、绝对化和永恒化,并通过种族主义、政治观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等的塑造,使其生成为一种历史哲学层面上的定式。因此,在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科学批判时,务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全面把握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间的区别。这些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方面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强调要把“西方中心主义”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近现代史区别开来,认为:从真正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和考察欧洲或西方在近现代世界史中的特殊影响及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完全站在非历史、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利用历史(学)以宣扬“西方中心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而那种因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外在形式或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相似而无视其本质区别并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的观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的、历史主义的肯定欧洲在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完全与“西方中心主义”无涉,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也根本不应成为我们讳言欧洲中心问题的理由[15]。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没有在方法论上明确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间的区别。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必须拒斥的,但我们不能因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噎”而废“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的“食”,不能一涉及“中心”,就谈虎色变。承认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非西方国家各自发展的特点(当然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西方各国发展的特点),更不意味着可以忽略非西方国家在近现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形成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而言之,只有正确认识非西方国家各自发展的特点以及他们在近现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全面把握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与“非中心”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这种“中心”永恒化、简单化和绝对化。

   笔者以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全面把握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与“非中心”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对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无论是对世界近现代史的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线索,还是对世界近现代史中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线索,都不能脱离对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与“非中心”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全面把握,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自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也不可能全面解释构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尽管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疾病的传染和流行、生态的变化、人类身体的变化等)并非国际关系结构所能涵盖。另一方面,对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与“非中心”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全面把握,虽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认识,但不能说毫无关联。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有的学者认为,只要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着眼点来研究近现代世界历史就可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纠缠,因为,在人与环境关系及其发展中,没有什么“中心”与“非中心”。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的确没有什么“中心”与“非中心”;而且,由这种观点演绎出的对近现代世界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不是相互隔绝的。进而言之,把近现代世界历史作为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史来深入展开研究,是不能不涉及国际关系结构的,从而也必然会涉及“中心”与“非中心”关系,虽然国际关系结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发展中不起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对“西方中心主义”本体论批判,旨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性问题:现实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的关系。只有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性问题,学界从其他不同侧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才能富有成效,从而也才能真正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否则,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难以深入下去,而且也掣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注释

   [①] 这些著述的内容大致涉及十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及其特点;作为历史观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作为思维方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作为一种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间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心主义”的一般的关系;“西方进步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文化观间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影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构建中国学术的新形态和话语系统间的关系;消解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全球发展战略的关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对于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意义。

   [②]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第2版),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 页。

   [③] 史景迁:《文化同类与文化利用》(第2版),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④] 参见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2页。实际上,在18世纪末期以前,西欧国家不少学者甚至思想家是能以比较公允的态度看待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如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化赞誉有加,他们甚至还把中国儒家思想作为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再如,1697年,莱布尼茨利用传教士等的书信和报告,编辑了一本题为《中国近事》的书。该书的出版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然而,上述这些对中国的正面看法自18世纪末期开始从欧洲主流思想文化界淡出,“非正面看法”逐渐成为主流,随之,“西方中心主义”兴起。1784——1791年,赫尔德出版了他的4卷本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贯穿于全书的主题思想是: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而告终的有机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欧洲是人类有机体中的更高的类型,所以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的,而在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展或稳定的积累的发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可以说,赫尔德这本书标志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

   [⑤] 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供世界上其他民族模仿”的观点,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那里已被“更正”,但正是这种“更正”,使“西方中心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仍然流行,甚至更令人防不胜防。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另撰文细论。

   [⑦] 参见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章。

   [⑧] 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亚洲想象”,经由地理范畴的限定、历史话语的描述到知识体系的建构,跨越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性,把“西方中心主义”视为西方亘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⑨] 国外不少学者通过相关研究,诠释了这方面的问题。法国学者安田朴认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做出过自己的巨大贡献,以至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仍然有借鉴华夏文明的成分。自16世纪以来,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使节、商人、旅行家们的东来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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