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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民主的价值能改善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吗:自由主义的新挑战

更新时间:2018-03-11 21:41:29
作者: 吴冠军 (进入专栏)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之后重新拾起康德两百年前的话题,开始了关于“民主和平”(永久和平)的论证。

   在《诸人民之法》中,尽管其主题从论证“正义”这一较高的积极规范目标下降为论证“和平”这一较低的消极规范目标,罗尔斯却仍沿用了《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论证方法。在《正义论》中,罗氏用假设的与非历史的原初状况重新论述了“诸民族之法”(the Law of Nations)。尽管这样的规范论证在《诸人民之法》之中仍部分地得到保留,然而它已不如先前那样关键了。作为代表设置的原初状况,现在只适合施用于罗尔斯所说的“理性自由人民”。通过这一对象的转变,论证的压力已然得到大幅减轻,因为他们已是宪政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个体,故此诸如在“原初状况”中为什么各代表会平等尊重彼此等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罗氏自己说得明白,这些人民“作为自由人民,视他们自己为自由与平等的人民”。在“第二原初状况”中,所有各代表都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是自由人民。但与此同时,罗氏则强调各人民代表不知道领土大小、人口多少、力量强弱以及自然资源范围、经济发展水平等信息、以及各自的整全性学说。于是,在论证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严峻问题:对于那些进入“第二原初状况”的各人民之代表来说,那“无知之幕”既然仍是遮不去他们是自由人民的身份,那么为何就能遮去诸如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等其他的身份?关于一个人民是穷是富的信息,并不会比关于一个人民是否自由的信息更难获取。再者,这些代表既然知道须遵奉平等的权利,但为什么却不知道有否其他的类似平等权利那样的多数乃至全民意义上(指其所代表的人民)所遵奉的信念?难道“无知之幕”竟是这样一种经精心设计后的诡密“机关”:它只“厚实严密”地遮住所有对得出罗氏心目中那囊括八大原则的“诸人民之法”造成阻碍的经验信息,而同时却对那些有利于这一“诸人民之法”生成的经验讯息丝毫不起作用,“薄疏透明”到几近于无?

   罗尔斯隐密地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人民都已是自由人民,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甚至如罗氏所写,他们分享共同的语言)。这就是罗尔斯明确拒绝采用“一种全球性原初状况,其无知之幕当中各方处于匀称分布的地位” 之原因。然而,一旦原初状况不再是纯粹的非历史,那么其必然会遭遇到其它的经验事实,这就使得以无知之幕为特征的原初状况完全失去了其原先被赋予的独特作用了。

   在《诸人民之法》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与那被悬空发明出来的半假设半经验的“封闭社会”几乎完全类同的手法。比如罗尔斯准备讨论合宜人民时,他想到的是以穆斯林人民作为例证。但他并没有直接谈论经验世界中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非自由穆斯林人民”,而是根据经验世界的穆斯林人民而悬空创造出了一个被命名为“卡赞尼斯坦”(Kazanistan)的合宜人民。经过这样的设计,罗尔斯在论述上便享受到了十足的实惠:这个人民的特征并非纯粹依靠对经验现象的观察、描述和数据归纳而得出(这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论证中却可以轻松调用穆斯林人民的历史现实特征。然而,当这些历史现实与罗尔斯所阐述的合宜人民出现偏差乃至作出反证从而引起论证上的麻烦的时候,作为“假想例子”(imagined example)的“卡赞尼斯坦”却依然可以波澜不惊地继续符合合宜人民的标准,因为它本就是依靠作者直接定义而非经验观察、描述与归纳等实证方法而成为一个合宜人民的。这种定义的方式给予了罗尔斯可以完全以自己需要来定制一个“理想化的穆斯林人民”的十足自由。这样一个被命名为“卡赞尼斯坦”的人民既全然不在我们所居身的这个现实世界之中,又实实在在地具有历史现实中穆斯林人民之诸多典型特征。其既悬空又实在,既是被假设的,又同时是历史的:它是假设的,当罗尔斯不想其是历史的;而它又会变成彻底历史的,当罗氏需要它变成时。

   就《诸人民之法》而言,经验论证而非规范论证,才是根本性的论证方式。那“诸人民之法”的八条原则,实际上并非是像《正义论》及《政治自由主义》那样,让代表们从可供选择的原则及理想清单中开始选择,而是在历史中习俗性地建立起来的。罗尔斯本人就直言不讳地表示道:“我是从国际法的历史以及使用与实践当中,形成了这些熟悉的、很大程度上符合传统的原则”。[17]这样一来,实际上罗氏等于是否定了从原初状况出发的规范论证,而把“诸人民之法”诸原则直接建立在经验历史之上。换言之,如果把原初状况的论述从罗氏该书中彻底地抽去,也不会影响到那八大原则的推出。罗氏在论证民主制国家之间不存在战争时,更是直接使用“历史记录”来进行论证,完全代替了规范论证。“民主和平”被罗氏称作为——一条“经验规律”。

   然而一旦直接利用“历史记录”作为关键性乃至根本性的论证,那么罗氏就必须面对所有的经验事实,而非仅仅是那些他可以利用的事实。就在论证“民主和平”时,罗尔斯实际上深陷于“历史记录”所带来的尴尬之中。他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严重挑战作为一条经验规律的民主和平的历史记录。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有着许多不良记录,“它们经常干涉弱小的国家,包括某些方面不失民主的国家,它们甚至也为扩张主义的理由进行战争。……虽然民主人民不是扩张主义者,但他们毕竟要保卫自己的安全利益,而一个民主的政府能很容易地唤起这种利益去支持秘密的干涉,甚至实际上是被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利益所驱动。”面对这些历史记录,罗尔斯不得不承认,民主国家之间不存在战争只是一个“假设”(hypothesis)或者说一个“理想”。而关于民主和平的“论证”,归根结底也只是基于个人的“相信”:“若这假设正确,民主人民之间的武装冲突将随着他们逐渐接近理想而趋于消失,而他们之进行战争,只会结成自卫联盟对抗法外国家。我相信这一假设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它保证了诸人民之法之作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可见,一旦将规范论证下降到历史经验层面,罗尔斯最终是把严格的论证变成为了个人的相信。

   罗尔斯将其“诸人民之法”称作为“现实主义乌托邦”(realist utopia),“一旦政治哲学扩展到人们一般认为是实际政治可能性之限度的时候,它便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罗氏坚称,具有乌托邦理想色彩的“诸人民之法”,能够存在并且将会存在。乍看上去,这样一种“现实主义乌托邦”,很像是一个康德主义的理念。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罗氏看来,“诸人民之法”下的“民主和平”不仅“可能”(may)存在,而且是“能够”(could)存在——它就存在于实际政治可能性的边界。换言之,“诸人民之法”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方案,而非一个想象的理想。这也就是罗氏在论证“诸人民社会是可能的”时,一连举出四个“事实”(包括“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来作为论据——经验论据而非规范论据——的原因。然而就像我前文已论述的那样,一旦“诸人民之法”成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方案而非一个规范的理想,那么罗氏就不能光面对对其论证有利的经验论据,同时必须在经验层面上面对历史上与现实中那数不胜数的对这项现实主义方案的经验反证。正是如此之多的、在历史现实与当前现实中处处可以发见的各种灾难、暴力行径、以及种种对国际法的严重侵犯,使得罗尔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诸人民之法”的论证工作本身,实质上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其实,罗氏本人用来描述其现实主义乌托邦的语言便极为模糊。“民主和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乌托邦,处在实际政治可能性的限度上,换言之,即存在于理想与现实的“边界”。但这“边界”本身到底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恐怕罗氏本人也说不清楚。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同时是乌托邦的。它恰恰好就在那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正中间,因此既不属于任何一方,但又同时具有双方特征。这样一个现实主义乌托邦同“封闭社会”与“卡赞尼斯坦”一样,恰恰是罗氏另一个诡密的发明。

   罗尔斯本人曾反复地予以表明,他所遵循的乃是康德主义的建构传统。然而,如果罗氏能够严格地恪守这一传统,或者像阿纳森(Johann P. Arnason)教授在他递交这次会议的那篇论文中所建议的那样,如果罗尔斯能够就此系统地转向历史社会学,我相信在《政治自由主义》与《诸人民之法》中,罗氏对“正义”与“和平”这两个于人类世界至关重要的主题之论证,会变得更好。至少,更为连贯一致并因此更站得住脚。

   来源:《知识分子论丛》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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