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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

更新时间:2018-02-02 17:15:41
作者: 何哲  
而是大量智能结点互相连接互相进化的。在这样的视角来看,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是人类所能控制的。

  

   另一种则是主动的适应,也就是将人与机器都看成智慧的载体,促进人与机器的充分融合。以现有的脑联网和人机的大脑接口而言,就是一种尝试。将人类智慧充分与机器融合,在一个庞大的广泛的网络中,人类与机器都互相创造智慧,相互交融,形成更高层面的文明形态。

  

   二、人类社会政府转型的历史规律是从暴力型组织到知识型组织

  

   以上展望了人工智能的不同阶段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影响,我们现在来考察人类的行政体系是如何在历史中演变的,最终又是如何与人工智能体系构成联系的。

  

   从传统的行政体制演化趋势而言,可以看到,自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行政体制无论何种类型,然而本质上都是一种暴力型组织,承担行使暴力和控制暴力的功能。

  

   通常而言,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相继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传统政府,一种是单纯的军事型暴力组织;第二种是宗教合法性的神权组织;第三种是具有平等契约性质的契约政府。而这三种类型的政府形式,都体现出明显的法定型暴力组织的特征。

  

   对于军事暴力型政府而言,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氏族之间的互相攻击征伐成为一种常态,随着劳动力和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使得人类能够分化出专业的人员从事专门的暴力性活动,从而形成暴力组织,用于抵抗其他族群的攻击。而这种专业的暴力组织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就形成了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军事集团。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这种军事集团都显著存在,如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城邦,古罗马帝国的军事领主,在东方长期存在的游牧式军事集团和东亚大陆上的各种军事藩镇。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和内在矛盾则形成了资本主义军事帝国。这种典型的军事暴力型政府有几个特点,一是行政体系严格复制军事组织的直线命令型体系,上下级之间具有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二是行政制度沿袭军事组织的纪律体系,军事制度与民事制度高度一致,例如斯巴达和东亚的游牧军事集团都是将生活体系与军事编组重合,平时按照编制一起生活、训练,战时则一起上战场;三是政府支出的军事暴力化,军事暴力型政府的军事支出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以二战前的日本为例,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事占政府收入比重长期高于百分之二十甚至一半,其在战争年间甚至高达百分之二百,这一高比例特征直到二战败亡后才结束。从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传统政府而言,尽管还存在其他类型的,但是军事暴力属性却一直深深根植于整个传统时代[[7]]。

  

   就神权宗教型政府而言,对超自然事物和对人格化神的迷信和崇拜,同样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发展阶段[[8]]。甚至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权形态。神权宗教型政府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尤为明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于自身族群生存不确定性的担忧,促使了人们创造出了神灵与神灵的符号——图腾,并给予祭祀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人类早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神与图腾的崇拜和因此建立起的纽带关系,甚至比血缘还要重要(这在古代欧洲和东亚如日本相当常见)。而进一步的崇拜发展和宗教的产生,则催生了相应的神权国家。其基本逻辑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合法统治权来自神的授予,世俗国家是为了捍卫神和扩大神的统治;二是神职人员是最上层的社会阶层,掌握着独断的祭祀权和世俗事务的最终裁决权,这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和印度等地非常常见;三是国家的暴力特色依然明显,暴力被广泛用于对内消除宗教异己和对外推行宗教战争。在欧洲大陆上长期存在的对内宗教裁判所和对外的十字军东征等宗教战争都体现出了这样明显的暴力色彩,甚至有些宗教国家的使命就是不断进行对外征服和宗教强行推行。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典型的宗教国家而言(佛教似乎是一个特殊例外),暴力性是贯穿于始终的。

  

   近代以来,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第三类政府也就是契约型政府出现。所谓契约型政府,是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了一种一致性的契约合同,权力属于公民但是委托给专业性的行政体制来实施,同时,公民与政府之间达成了关于委托权力的条件和公共服务的合同[[9]]。在这种理念下,似乎契约型政府消去了以往政府所具有的暴力色彩。然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契约型政府所意味的权力属于公民,而拥有政治权力的公民并不是指所有国民而是指少数。以美国为例,妇女和少数族裔普遍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而在此之前,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适龄人口的20%。因此,契约型国家依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其次,契约型国家依然具有强烈的地理民族国家特点。资产阶级革命看似开启了公民权力的构建,然而,世界范围统一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体系,而是依然围绕着地理民族形成了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土地、人口甚至海外的殖民地,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世界大战。暴力不是被减少,而是被加强。第三,在契约型国家内部,由于公民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素养,对于一致的同意只是一种想象,大量的围绕利益的暴力行为层出不同,因此,国家的暴力属性同样被加强,而不是减弱了。

  

   正因为以上原因,可以看出,在人类历史上,传统时代的政府无一例外的具有高度的暴力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阵见血的指出,国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

  

   尽管暴力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政府体系中,然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在不断的降低国家本身的暴力色彩。政府公权体系的发展,越来越自我淡化了暴力色彩,而另一种内在的演化逻辑则自然产生,就是公权体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公共管理与服务的知识与智慧的集合演化。伴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这种特征越来越明显。

  

   在人类早期,虽然政府具有显然的暴力属性,但是同样,也具有知识属性[[10]]。在人类早期如西方的古希腊,东方的古代中国,政府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同样也开始了构建大型公共设施与工程的努力,如城邦的建设、道路的铺设、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农业工具的更新、天文历法的制定。可以发现,即便在人类早期,政府同样是聚合了社会主要知识和智慧的载体集群。并且,政府通过有组织的教育体系,不断延伸这种知识与智慧的传承。即便是在明显的军事暴力型国家中,也需要大量的典型的知识智慧作为支撑,如通常意义的典型的古斯巴达、古罗马这样的军事型国家,以及较晚期的蒙古帝国等,在其军事征伐和统治的同时,同样高度注重对知识分子和工匠的搜集。当然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征伐,然而不能改变其知识集群的属性,并且一旦形成稳定的政权后,这种知识属性就会变得更为加强。

  

   对于神权国家而言,这种知识与智慧的属性则更为明显。最早的欧洲的大学,是教会创办的,修士们在其中研讨对神的崇拜,同时也研讨自然和社会。而只要不明显的违反教义,修士们同样可以围绕宗教内容与自然社会内容进行辩论。这种讨论,使得即便是看起来如同漫漫长夜的中世纪,也酝酿着新的思想火花和启蒙浪潮。而对于伊斯兰国家而言,则更为明显,在相对于欧洲漫长的中世纪的同时,伊斯兰教统治的东欧、西亚国家,则保存和传承了大量古希腊时代的人类智慧典籍,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充分融合和交流。并为此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石。而对于南亚、东亚的佛教国家而言,对智慧的探索本身就是其教义的核心属性。古代中国虽然不属于宗教国家,但是肯定封建权力来自天授,然而,同样高度注重知识的传承,并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强烈自我认同与标识的士大夫知识阶层。所以在古代的神权国家之中,也从未改变作为知识与智慧集群的属性。

  

   对于契约型政府而言,契约型政府的核心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而授权的前提是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所以满足公民对于公共服务和秩序的需求,是契约型政府始终要恪守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更多的公民需求与公共秩序构成和服务提供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文官体系构建,要求公务人员的进入、晋升和退出都应该严格按照其专业知识、能力与素养进行考核。在这种模式下,理想状态的契约型政府,是一个专家团队群,其中有各种公共事务的业务专家和组织公共事务的管理专家。而在整个体系内部,既有储存在每个节点的个体知识形态,也有隐含在组织连接中的群体知识形态;既有以明确的方式存在于个体与组织之中的显性知识,也有隐藏在个体与组织内部,当面对应激性任务被激活的隐性知识。因此,契约型政府,出于其合法性和职责的需要,更多的具有知识群团的属性。

  

  

  

   图1显示了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行政体系所具有的暴力性属性与知识性属性此消彼长的趋势特征。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于行政体系而言,这两种属性或许将永远存在。在最具暴力的早期政府中,知识同样是重要的属性,而在未来的很长的历史中,政府的暴力属性或许都不会轻易消失。那种断定人类会轻易消灭暴力和暴力组织,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这种趋势,不是不存在,而是将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在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更是体现了这种趋势,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一大批新的理论[[11]],都揭示了政府更加应该具有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的法律地位,并成为借鉴企业一样管理,考虑绩效与产出,并以公共服务和公民满意为核心输出的组织体系。这些,都体现了政府法定暴力色彩的减弱和知识性属性的加强。如果以图1而言,一个大体的判断是当前人类正处于行政体系暴力性属性与知识性属性相交的时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又进一步加剧了人类行政体系知识群团的属性[[12]]。网络实现了行政组织的内部全向连接,并在传统层级森严的等级科层体系中构建了穿越性的信息通路,将分散的功能模块与知识体系组合起来形成整合性的行政组织。而大数据,则进一步将网络连接和网络化拓展向整个政府体系和社会,不断将传统的现实世界进行数字化再现,传统的知识、信息与真实世界的事物本身是分离的,大数据使得事物本身重新成为了知识和信息,每对一个真实世界事物的数字化,都是将其转换为可以认识、储存、编辑、再现的知识结构体。人工智能的出现,进一步将抽象与客观的知识与信息与人的智慧相结合,通过模仿人的思维,推进知识群团演化为智慧群团。机器本身就融合了网络的知识和人的智慧,同时,机器所形成的网络,又与人的社会网络密切融合,形成了人机共生的智慧群团。

  

   三、政务人工智能是将隐性政务知识群团到显性智慧群团的过程

  

知识和知识的群落分成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一种是隐性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就是可以通过明显的渠道表达和存储再现的知识。如书籍、规章、文件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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