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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半老不老的书生”汤一介

更新时间:2018-01-29 17:58:53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跟着伟大领袖走”,汤一介认为,在那段漫长的时间,他都被教条主义束缚着,也被革命绑架着。1973年,他被政治征用成为“梁效”成员时,他心里很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和他一起的人,也如此,基本上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不过,因为还有书生的血脉,在革命语境下,书生气有时候也会冒出来。1959年到1963年,在周扬和齐燕铭的推动下,曾经有过一个短时间整理古籍的行动。中华书局将汤用彤先生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作为父亲助手的汤一介,觉得和父亲一代的学者的著作,也应该列入规划。当年8月20日,他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著出版无关的建议:“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2008年7月,我从中华书局档案中看到汤一介这封信发黄的信,楞了好一会,录入时竟然泪眼模糊,不由得再一次重复了“汤先生”的称呼。随后,我致电汤先生,叩问这个建议的结果。汤先生说:没有人搭理他。我默然,觉得汤先生很书生气了一把。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汤一介给工农兵学员教逻辑课的事情,也纯属书生的行为。在那个毛泽东的著作是唯一的指南的时代,你去教什么逻辑学,不受到不重视毛主席思想的学习的攻击,才是见了鬼了。

   对于汤一介这一代学人来说,在最有精力做学问的时候,革命和政治的喧嚣,使他们远离了书斋,从“夹着尾巴做人”到“老九”的定位,再到“洗心革面”耳提命面的喧嚣,要打掉的就是父辈给他们留下的书生气。一直到1980年代,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时候,他们才能够重回书斋,重新捡回父辈留下的书生气。

   汤一介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定位自己和同仁,肯定自己还是“书生气十足”——这种语言表明,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已经书生气不足了,是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的。

   不独汤一介,作为学人,都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周一良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毕竟是书生》,也是这种珍惜的表现。

   父辈给予的“书生气”,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革命给予的角色是,领袖语录的阐释者,是一颗没有自己思维的听人扒拉的“螺丝钉”。这巨大的反差,让汤一介这一代学者非常纠结。在革命的狂飙冲天落时,他们没有选择地甚至是庆幸自己在革命的战车上获得一个站位;而当革命的喧嚣退隐,学人开始逐步被敬重的1980年代,他们血脉里的书生气才慢慢显露出来。尽管历经革命的狂飙洗礼,这种书生气已经被漂白了,缺少了成色,但汤一介依然愿意用“书生”来定位自己,依然愿意用“书生气十足”来洗白既往的自己。

   但是,在可以当书生的时候,汤一介这一代学者已然有纠结。长期的革命喧嚣,使他们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革命所要求的所谓崇高,革命语境下的政治,也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样,会让他们有时候无端地把学术指向现实,还让自己有沾沾自喜的感觉。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说,直到汤一介去世,他的办公室一直悬挂着“旧邦新命”条幅,这是北大哲学系老教授杨辛先生送给他的墨宝。汤先生周围的人都知道,汤先生很喜欢这四个字。有人解释说,这四个字很符合汤先生的学问追求,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今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复兴,都需要对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进行传承。

   这样的解释,很有革命语境下的烙印。我倒是觉得,汤先生喜欢这四个字,是在独自品味着无奈,承受着一点孤独:从“旧邦”走来,是怎样承担新的使命啊!1949年到1976年的角色,不是汤先生喜欢的;等到1980年代,有了相对好的环境可以做回书生时,汤先生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可能真正成就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了”。

   也因为如此,汤先生特别反对大师称号。在《汤一介传》中,有一节即以“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为题。汤先生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言外之意是,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所以,汤先生晚年,无论是对学生讲课,还是写文章,作演讲,在在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在强调:“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尽管纠结,尽管有“旧邦新命”的烦恼,但汤先生这一代学人,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随着汤先生这一代学者的退隐,如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我却连称自己是“书生”的勇气都没有。

   像我这样“半老不老”的人,在学校里如今被人怎么称呼?当面还能听到叫“老师”,背后大多成为学生眼中的“老板”,“先生”这样代表着学问的称谓,基本上是绝迹了。也应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稍稍自觉一点的话,谁也不敢把“先生”称谓往自己身上揽。

   伴随着汤先生和我先生这一代人的谢世,世间恐已无“书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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