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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8-01-28 20:55:21
作者: 胡泳 (进入专栏)  
2015年的调查显示,“拥有受信任机构的国家数量在知情公众中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体(被特朗普攻击为“跛脚媒体”)的人,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虚假信息。“令人惊讶的是,另类新闻的消费者,即试图避免主流媒体‘大规模操纵’ 的消费者,对于虚假主张的注入最易产生感应。”[15]这项研究显示出阴谋论出现的一种有趣机制。阴谋论似乎来自于普通的讽刺评论或明显的虚假内容以某种方式诱使人们轻信的过程。而这似乎又是经由那些主动寻求另类新闻来源的群体来实现的。无论如何,到处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怀疑已经被狂热的阴谋论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台发现美国的一切都是阴谋,而英国部分脱欧派眼里则满是英国在遭受德国-法国-欧洲的阴谋的攻击。

  

   最后,令真相和虚假混为一炉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深入,它们在过去30年中从学术界传播到媒体,然后出现在所有地方。这样的思想流派采纳了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16]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法拉利斯是后现代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高潮。启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把界定现实的权力从神的权威那里掠走,转移到理性的个体手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已经把知识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脑中,康德进一步认为整个现实只能依赖于大脑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世界是我的再现”。[17]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说“文本之外并无其他”,[18]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强加给我们的权力模式中推断出来的。[19]这导致了法拉利斯总结的三段论:“所有的现实都是由知识构建的,而知识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由权力构建的。……现实被证明是一种权力的建构物,这使得它既可憎(权力主导我们),又可塑(我们拥有权力)。”[20]

  

   后现代主义认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构成使人们免遭压迫性叙述的一种方式。 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样,“媒体民粹主义的到来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告别,可它远远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现实永远是可塑的,那么贝卢斯科尼就可以辩解说:“你难道不知道电视上不存在的东西就不曾存在——不论是一个想法、一个政客还是一个产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错误信息的战争合法化。 “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布什的一位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告诉《纽约时报杂志》,“当你正在明智地研究这个现实时, 我们会再次采取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23]

  

   更糟的是,通过认定所有的知识都是压迫性的权力,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剥夺了反对权力的基础理由。相反,它认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须通过感情和身体来寻求革命性的解放。宁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可以听到脱欧运动最大的资助者阿伦·班克斯对此的回响:“留欧派不停地唠叨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必须在情感上与大家形成联系。”[24]

  

   放弃事实即放弃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对民主造成巨大挑战。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政治辩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粗疏的夸张,精心算计的无前提推论,有意的遗漏,无法证实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彻头彻尾的谎言。只将特朗普与这个据称是不真实的新时代联系起来似乎是错误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们的那部分。

  

   令特朗普凸现的是他对真相的蔑视态度。他如此公开地、兴奋地表现出这种蔑视,好似他发现,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神话不过是个虚伪的赝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这种“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种宽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诚实”和“诚信”也仍然是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术语。几乎每一场活动演讲和政治广告都会以某种方式诉诸诚实;候选人的话必须符合他或她的行为,修辞必须与行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确地发现,美国的政治言辞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充斥陈词滥调和虚伪说法,与真相毫无关联。每个人都假装意味他们说过的话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弃了伪装。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是使用言辞作为表达思想和论据的手段,而是以之作为武器——用以打击对手,或是在对手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混水摸鱼。

  

   良好的政治辩论与民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路易斯•布兰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写下的协同意见中,描述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们“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过程的那种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布兰代斯坚持说,“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揭露虚假和谬误,通过教育过程来避免邪恶”,对言论造成的伤害所应用的补救办法是更多的是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25]

  

   使布兰代斯在言论自由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体中公民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根本保障:“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奥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众欢迎的思想,也应该有机会在“观念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27]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建立在抽象基础上,而布兰代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更进一步,将言论自由与民主进程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公民有义务参与统治国家的活动,而且仅当他们能够充分并毫无畏惧地议论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时,他们的上述义务才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可以惩罚某些不受欢迎的观点,那么就会束缚自由,长此以往,民主进程就会被扼杀。因此,言论自由不仅是一项抽象的价值,而且是民主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兰代斯对政治辩论的重视建立在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之上,相信人们能够拥有集体美德,而政治慎议的目标是共同善。今天,人们是否还能够对“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它是通过民主政府的过程来应用的?这两者实际上都已被证明为艰难之事。而且,布兰代斯认定“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能够对“虚假和谬误”作出补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变得幼稚起来。

  

   “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导致暴政的卷土重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当选后出版了《论暴政:20世纪的20个教训》一书,其中指出,当你放弃你想要听到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你就是在承认暴政。[28]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国的建国先哲。他说,先哲们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他们所知道的威胁,即那种摧毁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国的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新的威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并无不同。美国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种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更聪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接受不真实构成了暴政的先决条件。我们仿佛在回归奥威尔所描述的真切场景:过去被抹掉,而“抹掉过去”这件事本身又被遗忘,谎言由此成了真话。所以斯奈德斩钉截铁地断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义。他警告说:“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

  

   然而,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在21世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多广的网络、多自由的言论,都无法确定人们是从信仰还是从事实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对任何事情还能够加以充分的证明。

  

   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我们放弃了理性,连同我们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人类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实为基础进行讨论,而当我们不这样做时,有用的民主辩论也就消失了。但这套共同的事实基础已然很难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我们要么需要找到每个人都同意的除经验主义之外的一些认识论原则,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卫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林奇怀疑,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条途径则不无可能。他认为最佳的辩护是共同的实践和道德承诺。[29]

  

   这不禁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当时的民众提出的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时至今日,我们并未回答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道德层面,社会的反思越来越缺少意义,选择也越来越少;人们被赶入专断权力的统治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共同体,不妨重读《联邦论》,并相应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联邦论》第一篇说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选择;

   (2)你的根本选择是,要一个(罕见的)好政府还是(常见的)坏政府;

   (3)你的选择会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改变;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选择变得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论据(也就是事实)的领导人,以及愿意考虑论据并有权作出选择的公民。对于此种基于事实的政治的回报将是“反思和选择”的力量的复兴,以及这种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荣和人类共处。不能够开创这样的政治的风险则在于,丧失了对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独断的政府,连同死刑和税收一起,并列为最可靠的事实。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注 释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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