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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文化新与旧——张厚载、林纾与胡适等人的冲突

更新时间:2018-01-17 20:28:28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我以为‘痛骂’与‘乱打’,也不过是半斤和八两吧了。若说‘凡遇了不可不骂的人,我们不得不骂’,那么人家也可以说:‘凡遇了不可不打的人,我们不得不打。’若有说:骂人是言论自由。那么人家也可以说:打人是行动自由。”

   读者的批评并没有让陈独秀、《新青年》的“暴戾之气”、粗俗语言真正收敛,陈独秀编者按表示:

   “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之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于天下。”

   陈独秀的想法或许有其自洽的逻辑,但在被骂被损的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结构、政治情形,我们很难理解《新青年》一班人为什么会从倡导新文化变为如此暴戾、粗俗。从后来的叙事看,好像《新青年》、新思想在那时占了知识市场的上风,这是错觉。1919年之前的中国知识界,不论陈独秀这些人如何张扬,但知识市场,他们仍然是弱者,是边缘人。至于他们致力于攻击的严复、林纾等,恰恰是知识市场的主导者。从这个观点去看那时的新旧冲突,不是旧的不满新的,而是新的刻意攻击旧的,以期夺取思想市场上更多份额。北大学生罗家伦也加入了围攻林纾的阵营,他在1919年初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对林译小说给予严厉批评:

   “中国人译外国小说的,首推林琴南先生。林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不便攻击他。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认他不懂西文,往往上当;并且劝别人学西文,免蹈他的覆辙。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愿攻击他。但是美国芮恩施博士却抱定‘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林先生稍有微词。”

   罗家伦在介绍了芮恩施《远东思想政治潮流》一书中对林纾的“微词”后,更直截了当批评林纾,以为林译外国文学名著错误太多,大都因为自己不通西文,上了那些合作者的当,往往替外国作者改思想,特别是以古文翻译,更让西洋人生活情趣、意蕴,丧失殆尽。

   新派知识人将林纾视为旧文化的代表,打击对象,固然有知识上的原因,但应该也有那个特殊时代人际上的复杂性。据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5日,

   “六时顷,【沈】士远与我同到中兴茶楼吃晚饭,同席者上有【沈】尹默及徐森玉。森玉说现在有陈衍、林纾等为大学革新事求徐世昌来干涉。因此徐世昌便和傅增湘商量,要驱逐独秀,并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哈哈!你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个北京大学!大学里有了文科学长吗?恐怕是京师大学堂的文科监督大人吧!”这就不再是观念之争,而具有政争的味道了。

   又过了两天,1月7日,钱玄同“午后到大学,

   【刘】半农、【沈】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关于所谓‘整顿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

   这个记录隐约透露出所谓新旧两派在北京大学发展方向上存在很不同的看法,甚至直接威胁到了蔡元培、陈独秀两年来的改革。这可能是新派知识人刻意攻击旧派如林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刻意将林纾描述成一个向政府“递刀”的政治小人。

   新派知识人如此大张旗鼓攻击林纾,不能不引起林纾的注意、反感,林纾是否如新派学人如钱玄同记录的那样与陈衍等人合谋寻求政府力量,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毫无疑问地是,林纾用自己的笔做了一篇影射小说《荆生》给予反击,据说策动林纾如此做,并为林纾穿针引线,提供发表平台的,就是张厚载,因而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叙事中,张厚载的形象相当负面,与林纾一起被视为构陷新派的“递刀者”。

   张厚载此时正在北大法政系就读,课余时间除了写点剧评,还在上海《神州日报》上主持一个不定期的“半谷通讯”栏目,采集并发布一些北京尤其是北大的消息。

   在以《新青年》为平台关于旧戏的论争中,张厚载以一人敌数人,对老师辈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似乎都不太恭敬。只是旧戏论争毕竟只是学术层面的论争,几位老师不管心里如何不愉快,也不可能就此与张厚载翻脸。最后之所以闹到翻脸,闹到被北大开除,主要因为介入了这批新派人物与林纾的纷争,并在这些新派人物看来,张厚载的作为具有“递刀者”的意味,不可饶恕。

   林纾几乎一直被新派人物调侃、攻击,老先生心中不快为自然,这种不快被老先生演绎成了一篇小说《荆生》。小说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小说写田、金、狄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温酒陈肴,坐而笑语。田生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国,所以致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金生笑曰: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正当此时,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从隔壁出来一个携带十八斤重的铜简名荆生的“伟丈夫”,荆生翘足超过破壁,手指三人大骂:“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大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在伟丈夫教训后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伟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不料,就在《荆生》在上海发表的同时,在北京城里悄然流传着政府将要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的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次我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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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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