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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入世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之旅

更新时间:2018-01-16 20:43:14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与拉丁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在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于最少的计划”(第371页)。

  

二、“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


   1954年10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会。在会上,赫希曼结识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斯·密立根(Max Millikan)、沃尔特· W·罗斯托(Walt W. Rost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霍利斯·钱纳里(HollisChenery)、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以及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等等。在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赫希曼受哈耶克的思想的影响,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份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第403页)。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幸运女神向还在哥伦比亚开私人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开始微笑了。1956年的7月,赫希曼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在1956~1957学年做一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North Haven),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第407~408页)。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的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了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这本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赫希曼(Hirschman,1958)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赫希曼在这部著作中对政府计划的发展提出了批评,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聚焦在“企业家”身上,而不是计划者。这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家们”的能力的强力质疑。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的结尾,赫希曼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第432页)。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和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老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曾是赫希曼在美联储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在书评中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old)却高度赞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则表示赞同,而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出版后,赫希曼在耶鲁的客座教职也接近结束了。这时,幸运之神又再次对赫希曼发出了微笑。在他在耶鲁认识的一个反传统的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推荐下,赫希曼先到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接着,哥伦比亚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为正式教授,教国际经济学。赫希曼很快接受了哥大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JourneysToward Progress,Hirschman,1963)。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本,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参与的重要作用(第473页)。《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赫希曼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的观点,在美国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现代化和改革将使第三世界陷入剧烈的动荡;而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曾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以往的成果也将毁之一旦。“随着沃勒斯坦对非洲经济前景的警告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赫希曼发现,自己与他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了”(第474页)。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马上寄了一本给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老友——也是对他本人有知遇之恩的伯乐——格申克龙教授。格申克龙本人即时也是在他个人影响的巅峰期。他立刻在背后运作,努力把赫希曼从哥伦比亚大学挖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来。这对赫希曼来说当然是个最好的选择。当赫希曼做出选择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校方都竭力挽留,但是为时已晚。他随即离开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就职于哈佛,被被任命为卢修斯·N·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之后,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在这本拉美发展的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型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隐喻,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藏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作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这发展经济学的三部曲出版之后,虽然在国经济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反响,以至于美洲开发银行策略规划部首席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科·梅西亚(FranciscoMejía)曾认为“赫希曼是近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然而,尽管赫希曼在发展经济学中影响甚大,但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却没有在现实中并得到多少接受和实施,他的发展理论也曾遭到一些老派发展经济学家的冷漠对待和批评。因此,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赫希曼(Hirschman,1968)感叹地说:“阻碍人们形成正确变革观念的那些东西变成了变革自身的重要阻碍”。对任何一个处在制度变迁中的社会而言,赫希曼的这句话又是多么地正确和切中时弊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年末,刚从拉丁美洲旅行回来的赫希曼写了一篇“在拉丁美洲如何学会放手?为什么要放手?”的短文。这篇草稿还墨迹未干,赫希曼把它送给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尽管当时有着左倾思想的鲍尔斯对赫希曼本人很尊敬,但还是判定这篇文章为是“一篇力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宣言”。鲍尔斯认为,主张在拉丁美洲“放手”,或者说听任拉丁美洲自行发展,“就意味着把这些国家留给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第515页)。

自1966年加入哈佛大学,到1972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6年。期间,它不但与一些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做了同事和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名满全球的经济学家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等——这些经济学家很多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和有一些正在迅速成长的年轻经济学家如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Rothschild)、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以及塞缪尔·鲍尔斯做了同事和朋友。这段时间,赫希曼也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众家之长,将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和思考综合起来,以及将社会观察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冶为一炉,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这些观点看来似乎都是对现实观察而悟出来的大实话,之前好像还没有思想家做这样的理论化阐述。故这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就连这本书出版时的审稿人,当时已经是名满学界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也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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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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