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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更新时间:2018-01-02 13:49:07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它有另外的思路和标准。这就是结果。结果好的就是好政府(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明君”、“仁政”、“有道”),结果不好的就是坏政府(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昏君”、“暴君”、“苛政”、“暴政”、“无道”)。显然,无论是好还是坏,它都不是在合法与否的意义上使用的。

  

   三、“五德终始说”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古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特性。简言之,合法性包含两方面:王朝政权合法性和皇帝行为合法性。就后者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做文章。杜周有言,“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20]可知,作为合法性的最大资源,对皇帝来说,几乎不存在违法或非法的可能。比如,从合法性的角度,皇帝对天下的绝对拥有权,在秦帝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认同。官员的“组织人事”关系和民众的社会身份都落实和体现出了这种皇帝一人的所有权。那么这种体制和事实难道还需要再来繁复论证吗?更何况,人们的种种论证难道能够限制或改变这种体制或事实吗?最要命的是,人们思想中可曾有此意识?正因为此所以国人在此问题上的考究大都是集中于王朝政权合法性。也就是说,有效的合法性考察大多只能局限于改朝换代之际的实力分析上。但这也很难说是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总觉得,国人合法性意识的极度缺乏可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致命问题。

   秦始皇采用五德终始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提供了第一个完整的范例,展示出帝国建构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可能与程序。五德终始说的贡献在于提供了道统一脉。至此,中国古代王朝合法性的理念才算完整起来。因为三代阐述这个问题时,总是在天命人心之间兜圈子。而秦汉之际则把(以三代为核心而贯穿起来的)三皇五帝直至秦汉的历史谱系所呈现出来的五种不同德性作为一种全新的根据展示出来,从而使人深刻地意识到,王朝合法性不仅是天(命)人(心)之间的事情,而且也是古今之间的事情。这样,王朝合法性就具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天人合一和古今齐一。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两点:君臣一体和君民一家。

   不过,需要谨慎的是,“五德终始说”虽然具有某种合法性依据之功用,但确实有限。不然如何解释,汉初五六十年,汉帝为什么坚持不“改正朔”、“易服色”?难道他们不害怕丧失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所以即便是始皇帝采用了“五德终始说”,我们也不可对此意义估计过高。

   先秦政治理论中关于朝代变迁基本不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和平禅让,一种是暴力革命。但秦朝却与这二者都迥然不同。它虽是暴力,但并非革命。因为它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整和统一的有序政权,而是礼坏乐崩,四分五裂的无序局面。所以它不可能像汤武那样通过暴力来革掉前朝的天命,而实现天命的正当转移,使自己合法获得天命。这样一来,秦帝国就必须另谋途径,来寻找合乎自己需要的合法性理论。这就是“五德终始说”。它的核心是:政治循环。但如此一来,又有一个问题,即,当秦始皇接受齐人提供的这套井然有序的政治-历史理论时,他肯定是信奉其说法的。既然他信奉,为何又会利令智昏地把自己的王朝从“始皇帝”一口气地规划到“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呢?他难道不知道“五德终始说”的前提就是自古无不亡之国,因而它这套体系本身就包含着秦帝国终究也要灭亡的的结论吗?[21]“承认天地不变,皇统万世一系的人,却又采用了这个循环变化的假说,在外表上显然是一个矛盾。但在始皇自己大约一点也不以为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尽可以这样想,使水德永远支配下去,不再转移为土德。”[22]我想这个说法恐怕比秦始皇本人还要一厢情愿。五德相生相克,循环变化这个起码道理秦始皇肯定是懂得的。把帝国赋予德性,就意味着,世上既无不变之德,人间也无不亡之国。这实际上是从宇宙论的高度来确认了帝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自然过程。换言之,以五德终始来规划帝国未来,这本身就昭示了帝国的终结性。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秦始皇心里的确知道这点,那他还会使用“五德终始说”来作为秦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吗?至少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来低估秦始皇的政治智慧。这是否可以解释成:要么秦始皇本人就根本不真心信服“五德终始说”,他只是出于统治策略的实际考虑而利用这套颇为神秘的体系;要么是秦始皇内心存在着一种自我冲突,他确实相信它,[23]但又不敢完全接受它。后人恐怕永远也无法真正弄清秦始皇当时的心理和思想。

   这就意味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政权合法性理论,从一开始进入帝国政治生活,就处于严重的“阐释危机”状态。所谓“阐释危机”是说,由于该学说的自身特质,使得它在解释王朝政权合法性时缺乏明确稳定的自洽性和圆满性。这样它本身就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脆弱边缘。显然,“五德终始说”在秦帝国政治合法性观念建构中的地位就是如此。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一个颇为深刻的悖论:当一种学说存在于体制之内时,它只能进行合理性思考;同时,当一种学说存在于体制之外时,它却未必能够进行有效的合法性思考,这种合法性思考既包括合法性论证,也包括合法性质疑。这就是说,在体制之内,不需要合法性思考,因为合法性思考是多余的;在体制之外,合法性思考是可能的,可实际上却是不能的。

   这个悖论可以有效解释这样一系列疑惑:如果中国思想史上真有关于合法性观念的悠久传统和强大资源,为什么秦帝国的建立就能够迅速改变这种传统和废弃这种资源?为什么众多的士人都能转变思路而不再继续坚持质疑秦帝国的合法性?具体言之,为什么秦始皇将“五德终始说”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可以不受任何批判的畅行无阻?为什么人们不能同样利用“五德终始说”来质疑秦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更令人深思的是,如果人们既不质疑合法性,也不论证合法性,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暗示我们必须去努力寻找合法性观念的其它表现形式和途径?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合法性往往不是单独起作用。它可能表现为一组或一群的理由和证据。比如,陈胜起兵所寻找出来的一系列理由。有人间的,有鬼神的;有政治的,有血缘的。在许多场合,只是当这些理由奇妙地汇集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发生合法性的政治效应。但就思想史的概念分析而言,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合法性现象的直观描述,而必须深入分析构成合法性观念的内在实质性根据。

   基于如此考虑,我想在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无合法性观念?第二,这种合法性观念的具体特性是什么?第三,在中国古代,合法性观念究竟有什么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不是以理论思辨的方式展开的,而是以历史演进的方式呈现的。

  

   四、秦楚之际的合法性话语

  

   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可能并不存在有类型明晰的合法性表述。而只有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并在不同的场合下所表达出来的概念模糊但指向明确的合法性话语。王健文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谴责政敌“征讨檄文”式的,就像《尚书》中的“汤誓”、“牧誓”或者刘邦对项羽的指责,这是“对当前现状的描绘”;一种是否定前朝,歌颂现实式的,就像始皇刻石,这是“对过去历史的诠释”。但王氏同时也认为,“这两者往往又是相生相续。”[24]可见对合法性话语的类型划分实在难以周全。因为中国思想史的特质使得政治合法性的观念脉络和实际建构根本不可能被划分得如此有序。

   事实上,不管是危机时期还是成功时期,也不论是造反者还是成功者,其合法性表述很可能都不会遵守固定的格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也都会有大体相仿的思路。所以二者的差异不在于话语类型,而在于表述策略。[25]比如,对于造反者来说,他要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行动。对于成功者来说,他要证明自己为什么会成功。在前者,合法性表现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使人们在面临某种新的危机或困境时,能够依据这种信念加以判断和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如果一种信念足以使人们行事的话,那它就应该被看成是合法性观念。在后者,合法性表现为一种理由。这种理由足以使人们相信这种成功具有神圣的道义性和天命的必然性。

   依据这种考虑,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秦朝,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合法性观念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否一种真正有效的合法性观念。比如,“天”、“天意”、“天命”、“道”、“道统”、“德”、“仁”、“圣”、“民心”、“功”这些词语,在通常的意义上都可算是合法性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矛盾,即秦始皇得天下与这几样毫无关系。这个矛盾具有历史与思想的双重含义。但它却直接产生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结果:第一,秦始皇不依靠这些得天下;第二,秦始皇一得天下,马上就被赋予了这些。合而观之,经战国至秦汉,皇帝已有能力集中和垄断所有政治-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均属世俗之物。惟有天尚为人身外之物。但这也不是问题。一是天道合于人道;二是人们并不直接说天,而多以天命、天意代之。这样天命就落实在人身上了。所谓天人合一实质是天命归一。这样看来,所有这些合法性概念本身无不具有极大的任意性、不确定性乃至功利性和投机性,而缺乏严格而明确的理论内涵,它可以随时附加到任何一个得天下的人身上。

   如此一来,一个常见的政治-思想史现象就是,一个政权存在多长时间,它的合法性也就自然有多长。直到它终结,它的合法性将一直存在。这实际上构成了政治思维中的“存在即合法”命题。[26]这一命题意味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内涵与西方现代的合法性概念截然有别。它主要是一种“事实承认”,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则主要是一种“程序认定”。至于“五德终始说”以及天命论,则主要是一种事后追认,而非事先确认。[27]它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程序性含义。而合法性理论本质上恰恰是一种程序性考究。它的核心是形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它基本上是一种现代理念,但它却渊源于古代自然法理论。而这些皆属西方独有,很难适用于中国。放到古代语境中看,所谓“天命”、“道统”、“圣”、“德”、“仁”这些词语具有绝对的空虚性。它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悬置状态,而随时准备附加到任何一个得天下的皇帝头上。而在这样一个“真命天子”出世之前,几乎没有人能说的清所谓“天意”、“天命”、“道”、“德”、“仁”、“圣”、“民心”这些词语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天意”、“天命”、“道”、“德”、“仁”、“圣”、“民心”这些词语的实际思想内涵必须有待于得天下的皇帝来赋予和确认。

   正因如此,虽然按照战国诸子的合法性标准,秦始皇几乎没有一样是合格的,但秦始皇却幸运地成为一匹政治合法性的“黑马”,最终赢得了天下。这样一来,事情就出现三种可能。其中最有可能的有两种:要么宣布秦始皇的帝国为不合法;要么动手修改合法性理论。但这两种可能都没有出现。反而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出现了,即人们直接把合法性套在了秦始皇身上。给人的感觉好象是,秦始皇就是完全符合这些合法性条件的唯一正当人选。换言之,这些合法性条件简直就像是专为秦始皇一人制定的。如此这般做法,使人觉得,合法性观念似乎如同皇帝身上那件脆弱、虚伪和无用的“新衣”。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一个真实的声音。但这个真实的声音却迟迟没有发出。

秦帝国儒生士人的批评丝毫没有涉及到秦政的合法性。这说明什么问题?汉帝国儒生士人的谴责也没有涉及到秦政的合法性。这又说明什么问题?楚汉之际流行的所谓“无道”“暴秦”口号,也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在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在社会上,几乎成为人们的普遍政治共识。但伴随着秦帝国的建立,这些说法便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取而代之的则是,秦帝国似乎一夜之间便自然获得了战国诸子们所梦寐以求的全部政治合法性。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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