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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雄: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

更新时间:2017-12-26 22:40:55
作者: 吴义雄  
它的兴起显然与我们正处身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一进程使往昔历史蕴含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意义得以彰显。全球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说,全球史(他称为“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把全球化现象放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让我们对当下全球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致中国读者》,第Ⅲ页)。

   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史的涵义、全球史研究方法进行过很多论述和介绍。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是,全球史研究者关注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的历史现象,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特所说:“全球史关注世界史中涉及的一种全球进程,即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渐增进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布鲁斯·马兹利什:《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美国学者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讨论,作为宏大叙事的全球史,应进行分流(历史现象从单一起源到不同时空下的多样化分化)、合流(不同的、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相似性)、传染(事物跨越边界并急剧改变其动态)和体系(相互改变的互动结构)等多方面的研究(柯娇燕著,刘文明译:《什么是全球史》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英国牛津大学詹姆斯·白利希(James Belich)等几位全球史学家最近提出,全球史研究有三个进路:即(1)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为次全球化、半全球化和泛全球化)研究,从接触、互动、传播和整合等层面考察不同层次全球化范围内各“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通过传播、超越、散布、扩张、吸引等“矢量”观察各大“世界”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全球化体系;(2)比较(comparisons)研究,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3)联系性(connectedness)研究,包括贸易、移民、交通网络、口岸城市、网络关键节点等的研究(James Belich,John Darwin and Churis Wickham,"Introduction",in James Belich & c.ed.,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3~21)。中国学者刘新成也提出了全球史研究的十个重要方面(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概念》,《全球史评论》第2辑,第9~12页)。

   我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层面上,可以探索运用全球史研究的上述理念和方法来促进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上所述国史视角和国际关系史视角的中外关系史,大体上侧重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范畴,但在此之外,中外关系还有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可在全球史框架内予以进一步论述。在“中”和“外”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原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有些事情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是合理的,但它们同时在更广大的体系中也具有意义。要全面阐述这个问题非有限的篇幅可以完成,亦非笔者能力所及。这里仅据笔者的粗浅理解略举数端。

   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西域、南海两大通道,现在一般被称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大分别通往欧亚大陆和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通道,无疑是上述白利奇等学者描述的“次全球化”范围的重要网络。在晚清时期,这种原本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商业—文化网络在遭遇欧洲殖民主义东进的浪潮后,如何调整或如何被后者整合进新的世界体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要求以全球史的眼光做更恰当的分析。这样做至少可以在现有“一带一路”历史研究框架之外获取新的视角。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东亚地区国际贸易—文化网络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但到晚清时期,香港和上海迅速取代了它的地位。这些国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的全球意义是什么?它们在比中国甚至亚洲更大的“体系”内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在另一个方向上,外在影响(全球体系)如何通过晚清通商口岸对中国内部产生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导致重要的学术发展,例如目前颇为兴盛的城市史研究在地方史取向之外获得更大的空间。

   移民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令大家长期注意的问题。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是跨国现象,五口通商后则成为跨文明现象。长期持续的移民现象使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产生了跨国乃至跨文明的意义。全球史视角或许能使晚清中国的海外移民研究超越华侨华人史研究而取得进展。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是另一种移民现象。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研究近代中国的外国移民显然是有意义的。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数十个通商口岸,特别是租界、租借地的外国居民,为数不少,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在国际商业和文化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可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拓展出一片很大的天地。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领域,迄今为止的研究堪称方法多元、成果丰富,“西学东渐”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话题。但在知识输入、制度引进这些较为“上层”的现象外,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逐渐改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态,使我们这个世上最大的民族缓慢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他们在两种文明之间的生活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加以分析?晚清以来中国的疾病、灾害和环境变迁,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得到更有解释力的阐述?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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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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