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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不容被混淆的三个概念

更新时间:2017-11-30 19:29:16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所谓的国族,就是“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这意味着,国族与原生性民族不同,民族所追求的不一定是独立的国家与国家主权,而只是民族区域内部的政治自决,但国族却与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密切相关,它所想象的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各种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整合为与国家同等的同一个民族。对于那些多民族、多族群的国家来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能是奢望,但这一理念的真正蕴涵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在国家内部通过经济和文化的融合整合为同一个国族,比如美利坚民族,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与近代的美国宪法和体制密不可分的、多种族、多族群整合为一体的国族。

   近代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指向的,都不是那些一般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近代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族。然而,晚清在从日本引进“民族”(nation)这个词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区分民族与国族的不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与国族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但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包涵着众多的民族与族群,正如王珂所分析的那样,因为在引进民族这个概念的时候,将仅仅拥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与拥有国家独立主权的国族混为一谈,由此埋下了延续至今的概念上的混乱和现实中的困境。

   族群、民族与国族,虽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在历史实践当中三者并没有严格的不可跨越的界限,而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民族都是从族群发展而来,但并非每一个族群都会上升为民族。当若干个血缘、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族群在长期的互动与交往中,意识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同一性,并创造了独特的文字、特别是诞生了自己的高级文化(神话、史诗和宗教)或接受了外来的高级宗教或文化之后,民族意识就此孕育。但这一阶段的民族只是原生性民族,虽然有政治自决的冲动,但并非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要求。

   一个民族(nation)是否转变为与国家(state)结合的国族(state-nation),并非必然之途径,乃是有很大的或然性,要取决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法律背景。欧洲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特别是族裔民族主义流行之后,使得欧洲产生了众多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强烈的建国冲动,试图从原来的主体民族所主导的多元帝国或民族国家中独立出来。然而,独立是否成功,并非由民族本身所能决定,主体民族的态度、国家的宪法规定和历史传统都是制约的因素。

   苏联帝国的解体,各少数民族得以从原苏联中独立出来建国,乃是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方面,苏联宪法中各加盟共和国有退盟的权利,埋下了苏联解体的法理性种子;另一方面,当年国家内部的主体民族俄罗斯在叶利钦主导下,带头要求独立,苏联帝国就此寿终就寝。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联邦建立之后,其宪法中21个自治共和国不再有退出的权利,面对车臣的独立要求,主体民族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对其分离势力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结果就大不一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一直有分离和建国的冲动,但按照西班牙的宪法规定,各自治区是否可以独立,不是取决于自治区的意愿,必须服从西班牙全民的意志,因此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至今只能作为享有民族区域自决权的自治区留在西班牙。

   其实,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与其他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独立建国冲动,不是民族分立、而是民族融合成为其历史的传统。因此,当前世界上90%的国家,并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个民族、一个国家”,多民族国家反而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典型形态。nation-state中的nation,不再是前述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国族(state-nation)。虽然都是nation,其中的内涵大有差别,不可不辨。

   在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内部,事实上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共同体:第一个层面是国家层面的国族,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第三个层面是不同民族内部或外部的多个族群。国族内部有民族,民族内外有族群,这构成了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常态。

   国族认同与民族认同,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认同,一个在国家的国民身份层面,另一个是在民族的文化身份层面,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与紧张,重要的是要在概念上将二者明确地加以分疏。苏联解体之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在处理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方面,提供了较好的范例。何俊芳的研究表明,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作为原生性的民族,另一种是作为与俄罗斯联邦同构的国族,二者在俄文是不同的词,作为原生性民族的俄罗斯,是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作为国族的俄罗斯,是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在以往的俄文文献中,“нация”(源自拉丁语natio一词,与nation属同源词)一词主要地被使用于“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的含义,14 历史上,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时期,都不曾使用过“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这一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季什科夫提出新的俄罗斯方案后,建议重新界定“民族”概念,把原来的民族概念界定为“同一国籍的人”(согражданство),即 “公民民族”或“国家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成为俄罗斯联邦国民的共同身份,即英语中的nationality,国族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它与作为族裔民族的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是不同的。

   史密斯指出:“世界上近百分之九十的国家是多族群的国家,并且它们中的半数存在着严重的族群分裂问题”。即使是发达的民主宪政国,民族与族群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英国内部的苏格兰问题、法国内部的科西嘉问题、美国内部的少数族群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内部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以及近年来在欧洲北美形成恐怖主义温床的穆斯林移民问题,这些都意味着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与族群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这些史密斯所说的“民族中的民族”,即国族内部的民族,既然已经从族群上升为民族、产生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最好的解决办法不在于重新让其退回到族群,而是将民族与国族明确地加以区分,将民族认同控制在文化身份之内,同时强化国族的政治身份认同。国族是民族与国家结合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与国家共同建构的产物。国族的产生不仅取决一个国家内部拥有共享的族群记忆、历史、语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乃是近代国家所创造的统一的民族市场、独立的国家主权以及共同的法律政治体系。对于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法国、日本)来说,国族意识的形成并非困难,只须从原生性民族认同转化为近代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 即可,但对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近代国家(比如美国、俄国、英国和中国)来说,要在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之间融合为一个共享的国族认同,则是一个相当困难和长期的历史过程。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

  

   梳理了三个层次意义上的国族、民族与族群之后,现在转向对中国的民族概念的讨论。

   1939年抗战时期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讨论。两边的主将顾颉刚与费孝通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的民族是只有一个,还是有更多?顾颉刚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论证从历史到今天,中国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中国之内不存在所谓的五族或其他小民族,如果一定要分的话,只是有三大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包括被汉文化同化了的满人)、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包括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而对此持不同看法的费孝通从人类学家的立场出发,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很多具有不同文化、语言和体质的团体存在,它们就是中国的多民族,而各民族下面还有亚层次的族团(族群)。

   在这场大讨论中,两位学者对民族的理解并不在同一个层面。顾颉刚是在国族的意义上定义民族,所谓民族就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政治民族,低一个层次的只能叫文化集团。顾颉刚采用的是政治民族(国族)与文化集团(族群)的二层次概念系统。费孝通不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但他采取的是国族、民族和族群的三层次概念系统,更强调各原生性民族在中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他后来发展出一个典范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即同一个(政治)国族:中华民族,内中包含56个(文化)民族。

   二个层次的概念框架,还是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作为分析性的理论预设,各有各的理论依据,自然是可以继续讨论的,基于前述的一般理论以及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我更倾向费孝通的国族、民族与族群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上的国族(state -nation),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构,是一个nationality,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元合一,形成对作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中国之认同。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之内,又有56个原生性民族和族群。尽管建国之后的民族识别确定了除汉族之外55个少数民族,但从严格的概念规范来说,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等在历史上有高级的宗教或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治理传统,符合原生性民族的基本特征。

   而更多的少数民族,要么在历史传统上缺乏高级的宗教和文化,甚至缺乏自己的民族文字;要么流散各地、没有自己固定的居住疆域,今天已经被主体民族不同程度地同化,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应该将他们定为族群而非民族更为确切。除了这些平行于民族的族群之外,还有更多存在于各民族内部的地方族群,比如汉族中的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等等,他们在汉族当中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多少年来一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俗历史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存在着包括汉、藏、蒙、回、满、维吾尔等多个民族(nation),也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国族(state-nation)。

   那么,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又是何时出现的呢?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说:“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费孝通的这一观点是为学界公认的经典性论述,现在的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华夏-汉族是否等同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或者说,在古代中国是否有可能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族?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民族以文明的礼仪教化逐步融合周边的各个族群,形成了一个以文化为自我认同的汉民族。晚清的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无论是费孝通所说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还是杨度所说的“文化之族名”,实际上指的是原生性民族意义上的汉族,而不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晚清才出现的概念,而作为国族,必定与近代国家同时出现,而且是被民族主义和国家所建构的。在古代中国,只有王朝和天下的观念,并没有近代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以及相应的建制。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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