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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霍金是这个时代的天才吗?

更新时间:2017-11-22 12:55:46
作者: 李文倩  
理念是意志的客体化。由此,我们即可认为,天才认识理念,在某种间接的意义上,意味着对世界之本体的理解和把握。但正因为天才在认识上具有如此显而易见的优势,于是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认识兴趣即主要着眼于“每一事物的理念”,而这就必然使其忽略了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关照。因此,叔本华认为,天才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常显得呆笨傻。他说:“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在普通人是照亮他生活道路的提灯;在天才人物,却是普照世界的太阳。”[5]261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天才在日常生活显得好像是一个呆子或傻子,但这并非意味着天才事实上就是如此;与普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精明相比,天才卓越的认识能力,犹如太阳普照大地,能在更广大的领域中惠及更多的人。

   天才拥有杰出的认识能力,但他却不愿把数学纳入自己的认识范围之中。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与经由现象而认识理念的路径相反,数学的考察旨在研究现象之“最普遍的形式”,即时间和空间,但时间和空间“不过是根据律的﹝两﹞形态而已”[5]262。在这个意义上,数学不过是人们必须遵循的根据律,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不具重要性。因此,天才对于数学,常持一种厌恶的态度,而且“经验也证明了艺术上的伟大天才对于数学并没有什么本领。”[5]263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康德一样,叔本华认为天才是一种艺术上的才能。

   抛开叔本华的思路,考察数学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我们即可看到,正如彭罗斯在《通向实在之路》一书第一章[6]中所指出的,自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引入数学证明的思想之后,不论在古代科学,还是在近代科学之中,数学占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一种更常见的表述是,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因此,在科学至上的时代,数学必定受到广泛的尊崇。

   本文开头即提到的几位人物,纳什和图灵是数学家,而作为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霍金,数学自然也不差。在我们这个时代,上述几位,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之中,被视为天才的典范。这在一个层面上,显示出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尽管不是要反对什么,但本文写作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思想史意义上的考察,以指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将霍金这样的科学家视为天才,并非如人们所一般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回到以上的讨论,我们接着看叔本华关于天才的其他观点。叔本华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生不过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震荡:欲望不得满足时痛苦,得到满足后又无聊。在此之外,叔本华还认为,痛苦和认识能力有关,认识愈明确,则痛苦愈增加。这是因为,在根本的意义上,生命是无意义的,因此对这一真相的认识愈真切,自然会感到愈痛苦。叔本华认为,与植物相比较,动物的认识能力较强,因此也就较痛苦;以此类推,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因其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倍感痛苦。而在所有的人中间,天才具有最强的认识能力,因此也就是“最痛苦”[5]423的。如此说来,一部天才的历史,亦即一部人类最强烈的痛苦史。

   从“天才”这一概念的字面意思看,我们即可看出,天才是天生造就、而非后天养成的。也就是说,天才并非是教育的结果。尼采说:“天才的真正来源并不在教育之中,他仿佛只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来源,一个形而上的故乡。”[7]叔本华亦认为,天才和德性一样,都是不可教的。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他如是写道:“我们如果期待我们的那些道德制度和伦理学来唤起有美德的人,高尚的人和圣者,或是期待我们的各种美学来唤起诗人、雕刻家和音乐家,那我们就太傻了。”[5]370叔本华的这一观点,在一个意义上指明,伦理学和美学这样的学问,其意义绝不在于人们平素所认为的那样指导实践。当代有学者亦认为,伦理学之功用,不在于充当政治思想教育的工具,而在根本上旨在“穷理求真”[8]。这就表明,即使是伦理学这样密切联系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学问,其根本要旨,亦不在于为实践服务。

   天才因其超强的认识能力,而显得卓尔不群,叔本华把这一极高的评价,给予了他心目中的思想英雄康德。在《康德哲学批判》一文中,他如是评价康德:“一个精神上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完美的杰作对于整个人类每每有着深入而直指人心的作用;这作用如此广远,以致无法计算它那启迪人心的影响能够及于此后的多少世纪和多少遥远的国家。这是经常有的情况:因为这种杰作产生的时代尽管是那么有教养而丰富多彩,然而天才好像一棵棕树一样,总是高高地矗立在它生根的土地上面。”[5]562

   但事实上,叔本华视康德为天才的看法,并非无可争议。即使是康德本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亦未必同意此说。因为按我们在本文第一节中的论述,康德认为艺术创作是天才的恰当领域,而众所周知的是,作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康德,在艺术创作领域无甚成就。康德还认为,在理性的研究中展现天才的禀赋,不仅显得可笑,甚至就是胡闹。或许正是基于如上考虑,作为诗人的海涅,就不将刻板的康德归入天才人物之列。

  

三、 魏宁格论天才

  

   在我们平素关于天才的想象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人物的年龄。所谓天才,一般是指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即在某方面表现出卓异的才能;而对于另外一种情况,即某人经过多年艰苦地努力而终成大器,这固然令人敬佩,但人们一般不倾向于将后者视为天才。在此之外,天才人物的另一特征,即英年早逝。一个年过百岁的老者,尽管可能德高望重,但离天才的形象却似乎相去甚远。

   从以上两个方面考虑,魏宁格堪称天才人物的典范。不到21岁,魏宁格即写出了极具独创性的哲学著作《性与性格》,对同时及后来的思想者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3岁,在《性与性格》出版后不久,魏宁格在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自杀。有趣的是,魏宁格在《性与性格》的第四章“才能与天才”和第八章“‘我’的问题与天才”中,对天才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地讨论。在此书的其他章节中,作者亦在不同程度上,对天才问题有所涉及。

   我们先将魏宁格关于天才的观点,做一简要地归纳和概括。然后再针对这些具体的观点,做进一步地阐释和发挥。关于天才问题,魏宁格大致有如下看法:(1)“天才”这一概念,引发了广泛的虚荣;(2)天才是全面的,没有所谓的专门天才;(3)唯有伟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包括宗教导师)是天才,而再伟大的实践家或科学家,亦不在此列;(4)天才者因其痛苦而理解他人;(5)天才在人类身上不可能得到完整地实现;(6)力图成为天才,应当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7)女性不可能是天才;(8)天才为未来而工作;(9)天才的爱情始于愧疚、羞辱和克制。

   在本文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即可看到,尽管康德、叔本华和魏宁格对何为天才有如此之多的讨论,但这样一些讨论,却并不一定构成识别天才的标准。天才之神秘莫测和难以识别,引发了广泛的虚荣之心。魏宁格写道:“为了被看做天才,有多少伪装不曾作出过?有多少华而不实之举不曾上演过?”[9]120这就表明,对天才观念的过度强度,极有可能引发大面积的做作和伪装;正如经权力之手树立道德模范的后果,不过是制造全社会的伪善而已。

   魏宁格说:“全面性是天才的鲜明标志。”[9]127因此,魏宁格不承认有专门的天才,如此,则我们通常所谓的“数学天才”、“音乐天才”、“象棋天才”等,在魏宁格看来就根本不是天才。由此看来,天才不是某种片面的专长,而是一种理想,一种全能的禀赋。

   在康德和叔本华的论述中,都将天才看作是一种艺术才能。而叔本华将康德纳入天才范畴的做法,表明他认为伟大的哲学家亦可能是天才。魏宁格在这一点上,和叔本华的观点相当接近,他明确指出:“唯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我首先要把伟大的宗教导师包括在后者当中)才堪称天才。”[9]154与此同时,魏宁格还指出,实践家和科学家,均不在天才的范畴之内。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希特勒这样的大独裁者,堪称邪恶的天才。希特勒们的邪恶毫无疑问,但是否是天才则另当别论。以魏宁格的观点看,在任何意义上,希特勒都不可能是天才:作为艺术家的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失败者,离“伟大”相距遥远;而作为政客(实践家)的希特勒,无论他在多大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都与天才无关。如此一来,我们则有如下推论,即将希特勒式的独裁者目为“天才”,不过是在比喻性的意义上指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何其深重;但在严格学术的意义上,这一说法并无依据。

   天才是最痛苦的,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痛苦”[9]201。当然,我们亦可反过来说,天才之痛苦正在于他能理解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天才即是人类心灵之最灵敏的感受器,他感受一切,而又传达一切;而且,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之中,天才显示自身、成就自我。魏宁格说:“理想的天才艺术家应当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应当让自己融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应当通过众人去揭示自己。”[9]122在这个意义上,天才的工作就不只是一己之私人情感的表达,而是人类灵魂之痛苦的歌哭者;天才也就不再是某种社会性的荣耀,而是如梵高所认为的,它以受难为前提。

   天才不是任何单一方面的高度发展,而是人之理念的全面展现。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在于其永远都有着诸多不可能超越的限制,因此,作为人的每一个个体,就只能是有限的存在。魏宁格由此认为,在人类的身上,天才“……永远不会被完整地实现。”[9]203从这一角度看,所谓天才即理想的人;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理想永远都不可能得以最终地实现,但作为理想,它仍值得每一个人去追求。

   魏宁格视天才为“最高的道德”,认为追求它应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只要希望成为天才,一个人就有可能成为天才。”[9]203魏宁格的这一思想,对维特根斯坦影响极大。的的确确,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身上,看到因对成为一个天才的热切渴望,促使他们在哲学或广泛的人类精神诸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看,魏宁格对“天才”的高度强调,因其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极有可能在社会-政治领域造成巨大的灾难。其中的逻辑在于,某个因其对天才的追求或甚至干脆就自认为天才的人,在他的眼中,不天才的群众不过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虫豸。更进一步,对一堆虫豸而言,“天才”的领袖自然对他们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此,为巩固某种高度个人专权的极权统治,对他者的杀戮就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必须,更是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赏的行为。照此逻辑,有谁还能否认,“天才”的领袖消灭毫无价值的虫豸,正是其带给人民的福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价值上过度的精英主义,是怎样为狂人政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在《性与性格》一书中,魏宁格对女人有非常多的评论,但这种评论本身,总不脱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在天才的问题上,魏宁格说:“一些女人无疑具有天才的特征,但世上却没有女性天才。”[9]210说一些女人具有天才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至少在原则上对女性的才能有所肯定。但要想到,在魏宁格那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具有某些天才的素质,因此,以上对女性才能之表面上的承认,不过是并未将女人排除出人类之外而已。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魏宁格对女性的看法并不公正。但魏宁格这一赤裸裸的言论,却正好揭示出“天才”这一概念所带有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的确极少将女性视为天才。

关于女人,魏宁格还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即对一部分女人而言,卖淫是她们的天性,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生活所迫。妓女为当下的享乐而生活,母亲则为未来而工作。从这一角度出发,魏宁格指出,天才不像妓女那样,只为追求当下的享乐;天才更接近于母亲,即他们都为未来而“默默地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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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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