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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直”与“法”:情感与正义

——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

更新时间:2017-11-14 21:11:59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其子获得新的礼法观念”这个问题。

  

   然而事实上,孔子和叶公的对话压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何谓‘直’”的问题。所谓“直”,是指的当下性的不加索思的本真情感显现,譬如孟子所说的“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18],即没有任何主体性层级的考量。叶公所说的“其子证之”显然不是这种本真情感,除非其子不爱其父;孔子所说的“子为父隐”才是当下本真的直接情绪反应,即所谓“直”。一个深爱自己父亲的儿子,一旦发现父亲犯错或者犯罪,其当下直接的情感反应必定是为之隐瞒。孔子坦承这种“人之常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反对“其子证之”,当然也不意味着孔子赞同“其子证之”,因为孔子在这里并非在谈论礼法问题;孔子对于礼法的态度,应当在另外的场合去讨论。事实上,从古到今,即便在儒家内部,关于亲属间的“容隐制”的立法问题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有的主张“亲亲相隐”,有的主张“大义灭亲”;特别是在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之中,更是常见王文所说的“道德两难”。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是有明确的主张的,本文将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伦理”“道德”“正义”的概念

  

   为了更精确地讨论问题,还有必要预先澄清王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这里涉及的是王文的一种理论意图,即“如何定位儒家伦理的现代本性”,亦即如何从古代儒家的伦理中“开出”现代性的伦理、道德、正义的观念,这个问题“关涉传统的儒家伦理在现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自身的问题”。王文的问题意识是:

  

   儒家“亲亲相隐”的道德政治立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否还能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上获得重新的奠基?如果可以,那么这种在新时代的奠基,如何可以做到在传统儒学和现代自由主义视域的解释冲突中,既和过去传统中的优良成分衔接上,又契合以自由与公平正义为社会政治生活之价值基调的现代语境和情境,从而展开和实现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的“视域融合”或儒家传统所言的“中和”的境界?

  

   这里,王文试图用某种“道德形而上学”为形而下的现代性“道德政治立场”奠基,这种“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不同于生活儒学的“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奠基关系。不过,在质疑关于“父子相隐”的古今各种立场时,王文不断引证现代价值立场,我是赞同这一理论意图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但在“如何开出”的问题上,我与王文的思考不同。“如何开出”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曾经努力“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但如今却遭到许多学者质疑,指之为“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王文超越了现代新儒家的视域,采取了现象学的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以便儒家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达成“视域融合”。而我所依据的则是在生活儒学的视域下开展出来的儒家伦理学及其政治哲学,这就是“中国正义论”[19],即儒家的制度伦理学原理。

  

   (一)“伦理”“道德”的概念

  

   1、“伦理”的概念

  

   在儒家文献中,“伦理”这个词语至迟在汉代即已出现,字面意思是“人伦的条理”,实质是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概念。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儒家称之为“礼”。当然,最狭义的“礼”仅指祭祀的礼仪,如《说文解字》所谓“事神致福”[20];然而最广义的“礼”即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如儒家经典《周礼》就是一整套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在这种广义上,“礼”或“伦理”涵盖了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包括法律的规范及其制度。因此,伦理绝非什么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形而下的东西。

  

   2、“道德”的概念

  

   王文的关键词之一是“道德”,要讨论的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讨论中出现的‘道德两难’的辩争”,也就是说:如果选择儒家伦理,就是道德的,但会违背外在的生活常识;如果选择生活常识,就会违背儒家伦理,也就是不道德的。具体到“父子相隐”的案例,即是说:如果坚持“父子相隐”的儒家伦理,就是道德的,但会违背社会的法律规范;如果坚持社会的法律规范,就会违背“父子相隐”的儒家伦理,也就是不道德的。这里并不严格区分“伦理”与“道德”的概念。

  

   实际上,现代汉语的哲学文本中所谓的“道德”,并非汉语古典意义上的“道→德”,而是西语“moral”或“morality”的概念。那么,这种涵义的“道德”究竟是何意谓?如果撇开中西哲学家们的那种寻求道德的人性论基础、形上学根据的企图,那么,“道德”作为对人之行为的价值判断词,不外乎是说一个人不仅遵守、而且发自内心地认同既有的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换言之,所谓“道德”就是对现行的“伦理”或“礼”的认同并恪守。这就是“道德”与“伦理”的关系。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既有的“伦理”或“礼”、即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如果它们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对它们的认同与遵守是不是道德的?这就涉及下文将要讨论的“正义”概念了。[21] 王文谈到:

  

   李泽厚先生曾经将“孔子之直”解释为“率直”、“直接”、“质朴”的情感,黄玉顺教授在讨论孔子的“直”时,也曾指出“直”是一种“本原性的情感”[22],这都是极有见地的见解。我的立场稍稍有点不同。“隐直”作为“本原性的情感”,并不就是道德本身。或者说,并不因为我们在不得已“隐藏”父亲错行的同时内心隐痛,我们就是道德的。而是说,这个“隐痛”,像一道“闪电”或一声“惊雷”,在本体论存在论层面上照亮或唤醒了我们的“道德之为道德”的本原意识并作为“启端”开始驱动我们向善而行。这和孟子后来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孔子的“直在其中”是说“正直”的道德德性和价值真相通过我们深层的“隐痛”情感“率直”地实现和表达出来,这一方面说明在真实、复杂的现实生活的践行中,我们人类本身在存在论上的有限与无奈,另一方面则又通过这种心灵深处的“隐痛”,时时提醒我们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和本质。

  

   王文提到我的观点:“直”“并不就是道德本身”,而是一种“本源性的情感”。我是基于生活儒学的三级观念划分:如果说道德并不是形而上存在者的事情,而是形而下存在者的事情,那么,本源性的情感则是存在的事情。但王文却说“孔子的‘直在其中’是说‘正直’的道德德性和价值真相通过我们深层的‘隐痛’情感‘率直’地实现和表达出来”,“时时提醒我们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和本质”,这恐怕又落入了传统儒家形而上学的那种属于“本质→现象”范畴的“性→情”架构,即是所谓“前现象学”的观念。而我的观点则是:“真正本源性的情感是先行于任何主体的,也就是先行于道德情感的,这是‘情→性’的观念,这里的情感乃是存在的显现,因而是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源泉,而不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23]

  

   (二)“正义”的概念

  

   上文谈到,王文的问题意识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使得儒家“亲亲相隐”的道德立场能够契合以自由与公平正义为社会政治生活之价值基调的语境和情境。关于“父子相隐”的两种既有的解释,王文说:“儒家的‘隐矫说’和‘隐藏说’一样,都首先直接或间接地承认当事的父亲或儿子的行为至少是道德上不当的行为。”这都涉及“正义”的概念问题。而王文说:

  

   “直”的古义或者本义,指的是一儒家自古以来就崇尚的源远流长的德性美德,它包括“正直”与“率直”两个层面。“正直”是从德性的内容方面而言,而“率直”则是就此德性的彰显、表达形式言。“正直”……乃是“正义”的另一种说法。

  

   在我看来,这恐怕是将本源的存在层级的“直”的问题与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问题混淆了,属于儒家心学一派的形而上学的“性→情”架构,即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的关系。

  

   我这些年思考“正义”问题,发现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涵义的“正义”概念,即“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这是“正义”(justice)这个词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千百年来关于正义问题的许多争论及其混乱,其实都是由于缺乏这种区分。

  

   所谓“行为正义”(behavioral justice)是说:“正义”这个词语有时用来判定人们的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符合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显然,这里的标准就是某种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例如,我们说某人的收入是“正当收入”,意思是说他赖以获得这种收入的行为是符合现行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的。柏拉图《理想国》所谈的“正义”,其实就是这样的行为正义概念。儒家所谈的“义”“正”“正义”,有时也是这样的概念。这其实并非正义论的课题。

  

   那么,正如上文提出的问题:如果现行的“伦理”或“礼”、即既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呢?例如今天人们谈论的诸如“特供制”这样的“制度性腐败”,就是这样的问题。这就进入了以下更为深层的问题:

  

   所谓“制度正义”(institutional justice)是说:“正义”这个词语有时用来判定某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符合某种价值原则,符合的就是正义的制度,不符合的就是不正义的制度。这才是正义论的课题。

  

   于是,我们这才触及了孔子的一个伟大的思想:礼有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4] 夏商周三代的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不同的,将来百代的礼也会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于“损益”,即通过“损”减去一些旧的制度规范,通过“益”增加一些新的制度规范,于是就形成一套新的制度规范。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现行既有的伦理道德也会成为解构的对象。[25]

  

那么,对“礼”进行损益的价值尺度是什么呢?那就是“义”,或荀子所说的“正义”[26],也就是正义论中的“正义原则”。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儒家的一个基本的观念结构:义→礼(正义原则→制度规范)。故孔子说:“义以为质,礼以行之。”[27] 由此可见,儒家所谓“礼”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礼义(正义原则)→ 礼制(制度规范)→ 礼仪(仪节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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