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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虎: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更新时间:2017-11-13 23:05:20
作者: 刘占虎  
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④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⑤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紧紧依靠人民、切实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执政兴国使命的最大优势。

  

   2.公共权力只能为民谋福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

  

   公共权力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秩序,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力量。公共权力应当由谁授予、如何运用的问题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家,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自然权利说、君权神授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等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建构理想政治的不同观念。历史地看,肇始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面临实践条件局限,“代议制民主”潜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角色异化的问题。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应该如何组织?优良的公共秩序究竟应当如何建构?社会福祉究竟能否为人民共享?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逻辑的认识上进行思维革新。

  

   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别的社会文明形态,以更为彻底的制度先进性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权益落到实处,使公共权力成为促进物质财富创造、优化公共秩序的至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的公共权力将“政道”(权力为谁所用、为谁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人民性”和“治道”(权力如何运用、如何组织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秩序性”有机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制度特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道定位。所有违背公共权力意志的以权谋私行为、违背公共契约的破坏规则行为,都会侵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弱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因而必须予以清除。

  

   3.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

  

   腐败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腐败的深入推进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从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来看,腐败的主要形式不仅包括“权权交易”,还包括“权钱交易”。就后者而言,设租者(受贿方)与寻租者(行贿方)之间的利益共谋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双方为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侵蚀公共利益,因而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事实上主动与被动腐败,以及勒索与行贿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只有当双方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的时候,腐败交易才有可能发生。”⑥寻租者(行贿方)也要受到法律惩处,这一点在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已成为共识。可见,有效预防腐败,既要对权力行使者加强制度约束和行为监督,也要对寻租者(行贿方)加强廉洁教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免于“被腐败”(“被设租”“被勒索”)的权利意识。从根本上讲,反腐败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和拥护。

  

   从产生腐败的文化生态来看,腐败文化和潜规则文化共同侵蚀着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当权力场域中的腐败文化、权力寻租等潜规则文化蔓延至社会场域时,就会在社会层面形成“不以腐为耻,反以腐为荣”的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这些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严重侵蚀着政治生态和社会有机体的活力。抵御消极文化的侵蚀,需要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和务实的廉政实践来纯净社会文化。消除、杜绝权力潜规则,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权力运行过程。清正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培养,需要通过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双向互动,形成普遍性的廉洁价值共识。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需要把“体制内”的以权力监督权力与“体制外”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全天候”的动态监督机制。

  

   4.吸取历史教训,党必须管党、从严治党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化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辩证地启示人们要思考科学理论如何改变世界。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忧思和痛楚。历史深刻地警示:越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明确和坚定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越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处境,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夯实阵地堡垒。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會主义建设中形成了敢于自我批评的净化能力和敢于自我完善的革新能力,正是这种敢于直面自我的大无畏精神和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勇于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形势下,执政考验和执政风险依然存在,改革任务和发展压力依然很大。党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⑦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的政治逻辑和实践部署。“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一直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三、明确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取向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不仅需要从法理逻辑上阐明其要义,而且需要在发展实践中明确其进路。这就要求将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来对待,以高度的观念自觉、道路自信、制度自强,着力探索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路径。

  

   1.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让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成为共识

  

   观念自觉事关理论建构和行为取向。反腐败“前途堪忧”的论调对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缺乏深刻把握,“反腐自黑论”“反腐过头论”“反腐无用论”等都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反腐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逻辑来进行直接比照,却不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考量公共权力的运行逻辑,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新传统”来考量全面治理腐败的实践逻辑。这些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乏价值认同,没有充分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优势。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是每个人享有均等机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少数人利用特殊权力的独自发展。广大公职人员只要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就会秉公用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从细微之处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进步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同发展和整体进步,全面治理腐败事关“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广大公职人员只有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才能以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价值遵循,以务实行动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整体实现。

  

   治理腐败不是“部门化”的政治建设课题,而是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福祉的战略性课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⑧就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来看,处于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其中有人因制度缺陷、消极文化诱惑而产生了个体价值取向的扭曲、蜕变。随着个别腐化分子被清理、矫正,更多的有清正廉洁文化涵养的公职人员将成为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践行者。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就是要端正人们对反腐败工作定位的认知,矫正一些人对治理腐败的彻底性的不正确认识,让清正廉洁高效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2.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道路自信事关方向定位和实践布局。“反腐自黑论”对中国政府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总体布局缺乏深刻把握;“权力斗争论”“拖垮经济论”“反腐怪圈论”都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专制政治中的权力逻辑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话语逻辑来解读中国,却不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角度来考量既有实践成效,不从当前的时代特征来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棘手问题。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普遍性、规律性,但不能以此推断出腐败治理方式具有“普适性”。腐败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既具有“属性”上的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形式”上的多样化特征,因而要根据腐败现象发生的规律和条件来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方式。有些腐败现象是直接涉及改革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如个别高层腐败、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处于权力末梢的小官巨贪等,对这些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坚决查处。有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型发展相伴随的衍生性问题,如权力潜规则影响下一些人生活腐化,法规制度不完善引发制度性腐败等,对这些问题要通过优化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来逐步消除。

  

   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要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反腐方式,总结当代中国治理腐败的实践经验,形成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方案”。第一,要将腐败问题作为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来认识,把反腐败视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来经常抓、长期抓,合理分解全面治理腐败的总任务,制订“五年计划”⑨进行逐步推进。第二,要将治理腐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体推进,与全面深化改革统一起来,坚持“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⑩。第三,要坚持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三措并举,作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有机内涵和创新维度。⑾要进一步突出“过程防腐”的战略部署,将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将预防腐败机制完善前置于公共权力运行,围绕岗位职权和公职人员来完善微观性的制度机制,着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3.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着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制度自强事关规则设计和机制创新。一些人对反腐败产生政治偏见,是因为其对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机制缺乏深刻把握。腐败是在公共权力场域的空间维度和权力运行的时间维度中形成的,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时间因素和空间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复杂多样。如社会转型中权力关系多元化,这为公共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权力行使者的价值观念向“物本主义”蜕化,诱发了当官发财的贪欲;监督权力、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不够严密。诱发腐败的因素是长期累积的,在短期内予以彻底消除并不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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