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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体系:基于智能网络时代的探析

更新时间:2017-11-08 14:50:49
作者: 何哲  
资源(包括物的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将具有了更大的相互匹配与适应能力,从而减少了公共管理体系在资源匹配方面的依赖。

  

   (三)人工智能将产生新的人类社会主体

  

   伴随人类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人工智能进一步产生。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创造一种自适应和自我判断的复杂数学函数,从而对复杂的人类社会信息的输入进行响应,并自主做出符合或者模仿人类行为的输出。而当这样的模仿人类的行为的输出可以达到人类的水平,并难以被其他旁观人类所区别。就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已经产生。从目前的水平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在大量专业领域创造出了可以与人类智力相匹敌的人工智能程序,在很多具体的环节来帮助人类完成工作,如自动驾驶、自动翻译、图像识别、自动生产线、服务应答等,这就是弱人工智能的概念。目前,人类正在超越弱人工智能技术,而创造出如同人类一样的高效、复杂、具有强大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甚至产生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这被成为强人工智能[[3]]甚至超人工智能。根据某些科学家的判断,人类在2050年左右,可以构建出和人类大脑神经元数量一样多的逻辑单元的芯片。那时候,人类可能会拥有强人工智能。这种观点,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目前对什么是意识的本质和其产生的原理,人类并未掌握。但无论如何,人类都正在迎来一个自我创造的机器智慧普遍融入人类社会的时代。

  

   对于人工智能体对社会的影响而言,将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改变:

  

   1.人类将第一次拥有了无尽的劳动力资源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工具并对人类进行替代的历史,在农业时代,人类驯化了牲畜,从而为人类提供生物动力替代人类进行简单的劳动;在工业时代,人类则利用矿石能源、蒸汽、电等作为能源的载体方式来提供动力替代人类劳动;在信息时代早期,人类发明了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军事、商业方面的数据处理,部分替代了人类脑力的简单活动;人工智能出现后,则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替代了人的脑力活动,在自动驾驶、客服应答、工业流水线等方面,人工智能都将发挥极大的效能。而进入到21世纪后,人类的总人口数虽然越来越增加,但是日益增加的智力需求使得从事较高知识技能工作的人口数越来越短缺,同时,聘用知识工作者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昂,教师、医生、科学家、飞行员、管理人员这些高等级的人才培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种严重的知识资源相对不足的局面。人工智能体的出现第一次使得人类能够解决了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外,找到了近乎无限的智力资源的可能。

  

   2.人类将拥有高效、精准、能力更强的多样劳动者

  

   由于机器智慧本质上是建立在广泛的网络连接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同时又不具备人类自然生命的众多生理于情感约束,机器智慧无论在信息的掌握程度、对输入的响应速度方面,理性的判断分析能力方面,都远超传统人类,因此,人类社会将拥有在大部分能力上赶上并将超过人类的劳动者。当这样的劳动者出现后,一方面,人类对于自然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理解与探索也将极大的改变,对于危险的场景,遥远的太空,微观的动植物体内,都可以用机器智慧进行探索和改造;另一方面,人类将彻底摆脱物质的价值束缚,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也好,成本论也好,都是建立在人力的有限性和昂贵性上的,当大量的人工智慧体能够从事复杂的劳动并源源不断的生产出物质产品后,人类以劳动的复杂度、时间和知识想稀缺性为根本标准的价值衡量体系也将改变,人类将第一次从物质稀缺时代进入普遍的物质丰腴时代。

  

   3.人类将进入一种特殊的人机混合或者普适智慧阶段

  

   当整个机器智慧深刻的嵌入社会后,人类将发现一种普遍的人机混合或者普适智慧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中,由于传感器和智能芯片的普遍嵌入,任何物体都能够成为可以和人类进行交互的智慧体,而任一形态的机器,都可能具有人工智慧的嵌入,并能够进行自主收集信息、判断和行动。

  

   在这一阶段,机器就第一次具有了和人类几乎一样的交互和智慧能力。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体,能够扮演绝大部分人类扮演的角色。这将产生三个目前而言从未有过的问题:1)人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否会被更高效率的机器替代?这将对原有经济体系产生极大的颠覆,普遍失业或许成为一种必然,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和英国金融时报共同研究调查发现,在人类的 820 种职业、2,069 项业务(工作)中,约有34%(710 项工作)可被机器人替代[[4]];2)人工智慧体到底是完全的机器还是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如果动物的权力需要尊重,那么作为比动物具有更高智慧的人工智慧体的权利是否需要尊重?3)人对人工智慧的利用,是否会产生人对机器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对脑力劳动的依赖,最终会导致人本身的蜕化,形成人的客观被奴役的状态?这些问题,都是当前亟待面对和解决的。

  

   三、传统时代公共管理体系的基本逻辑

  

   要理解新信息时代下(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管理体系的重塑,就首先需要理解传统时代下公共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逻辑。所谓传统时代,本文里就是指在网络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

  

   当然,对于传统时代的公共管理的逻辑可以有很多层面的刻画。但是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的逻辑。

  

   (一)传统社会和相应的管理体系是自顶而下的等级科层架构

  

   无论从最早的氏族社会、再到奴隶、封建、工商业革命后的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都是自顶向下的等级科层体系。这种社会结构体系是这样的:

  

   1.社会是自顶而下的水平分层结构

  

   在传统社会中,根据知识、权力、资本的占有的多寡不同,社会大体会形成较为稳定的水平分层体系。在层级之间则形成一定的层级间的交互。在不同的时代,决定社会等级的是不同的要素。例如在较为古老的社会早期,祭祀、神职人员占据社会阶层的顶层,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知识占有而形成的上层阶层。如在人类普遍的早期神话时代,乃至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神权阶层都是牢牢占据在社会的顶端。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国家(如印度),依然保留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种姓制度。而随着历史的进程,世俗权力则进一步与神权(知识权力)来争夺顶端阶层的位置,如在中国的商周之后,世俗权力都超越了神权,并完成了对神权的整合。在欧洲中世纪时代,也存在着大量国王与教皇争夺顶级阶层位置矛盾。资本虽然一直在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作用,然而其真正占据社会阶层顶端的是在近代工商业革命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真正成为衡量社会等级的标的物。

  

   而在水平阶层之间,传统社会也形成了若干实现阶层流动的垂直管道。从而促使优秀的低阶层人才能够跻身于高阶层人才。在人类社会早期,一方面,是通过血缘、通婚来实现的,但是这种渠道相对较窄,很容易形成门阀政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军功来实现的。然而军功在和平时代则很难为平民所得。此后,则是进一步通过各种人才的推荐制度来实现,如汉朝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真正建立起较为稳固的阶层流动制度,则是在科举制度形成后,从而建立起了通过考试来实现阶层跨越的路径。能否在水平的等级之间建立稳固的垂直交流渠道,也决定了这一等级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2.社会存在着垂直领域的专业分工

  

   除了水平结构外,在不同的相应阶层,也因为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分化的原因,形成了垂直视角的不同的专业分工团体。并且这种专业分工团体往往还跨越多个阶层,形成了穿越层级的人的团类类比区分。如同样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人群,由于历史的延续、家族、个人的资质、努力、机遇不同,可以同时从社会的最上阶层,一直贯穿到最下阶层。而这种垂直管道的联系,并不是只是形态上的,也起到了很多别的功能。如帮助社会从最底层传递信息、输送人才、反映利益诉求等作用。

  

   因此,在人类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演化中,一直都形成了这种水平存在明显的阶层划分,纵向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专业分工和人群分类并形成能够部分跨越层级的信息与人才交流管道的结构。

  

  

   图3 传统社会与管理体系同构的垂直等级科层体系

  

  

   3.管理系统也形成了同构的等级科层制

  

   在严格的等级科层体系下,传统时代的管理系统也形成了类似同构的结构。这一等级结构就是:1)根据不同的管理权限,设置稳固的不同的权力位置,上一级的权力所拥有的权力范围更高。2)权力按照自上而下的位置贯穿下来,下级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3)信息则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逐级上升到上一级直至管理体系的顶端,由上一级或者最高权力来做出决策。4)在垂直的领域,则相应设置不同的专业管理单元进行专业性的管理。以这样的形式,信息与资源则形成了在整个管理范围内的完整的大循环和调度。

  

   (二)社会结构与管理体系的宏观与微观形成相对的分离

  

   传统时代管理体系的第二个逻辑是,在整个的社会活动中和相应的管理中,存在明显的宏观与微观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说,每一级管理体系都主要从事本级的管理活动,而更为细节的事情,则交给下一级的管理机构来进行运作。处于高层次的政府,通过宏观的统计数据来掌握大范围的社会状态,并做出相对模糊的大的政策判断,并将更为针对性的管理权限,交给微观管理者来进行判断[[5]]。

  

   这种宏观与微观分离的状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传统社会落后的信息传递能力,使得微观层面的信息必须要通过逐级的方式才能传递给宏观层;二是由于信息处理能力的落后,每一层管理机构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逐级传递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信息的压缩与筛选,最终在压缩与筛选过程中,微观信息就逐渐减维和汇总形成宏观信息。三是每一级管理体系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只能做出模糊的一般性原则的决策,而不能根据微观的多样性情境进行具体精确的决策。

  

当然,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分离,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而在特殊情况下,如重大的灾害事故的发生、具体的战争领域的某些情境下,最高级别的权力者会下沉到第一现场进行实地指挥。然而这种指挥在传统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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