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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

更新时间:2017-10-10 09:13:47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为不该丧失而丧失的机缘而懊恼,自是情理之常。但懊恼和大发雷霆是两回事。不仅仅是对待学者的态度引起的反应,还有寅恪的世家子弟的身份赋予他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尊严的维护。

   陈寅恪出身于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郭嵩焘、王文韶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而他的父亲陈三立,是同光诗坛的巨擘,襄助乃父推行湖南新政的翩翩佳公子。诚如吴宓所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即陈宝箴——编者注)受知于曾文正(即曾国藩——编者注),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噪,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

   正是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陈寅恪的贵族史家的立场。

   所以当1902年寅恪随兄长陈师曾游学东瀛路过上海时,遇到支持中国变法的李提摩太教士,李用华语对陈氏兄弟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四十年后寅恪卧病英国伦敦医院治眼疾,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叙及李提摩太戊戌上书光绪皇帝事,不禁发为感慨,作七律一首: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此诗的题目极长,为《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叙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也》。观诗题引李提摩太“君等世家子弟”语及诗中“旧时王谢早无家”句,可以看出寅恪对自己家世的重视与怀恋。虽然,他从来不曾夸饰自己的世家身份,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申此义于弁言之中:“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甘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风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即《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诗题里面,也不忘声明“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也”。

   然而他的特殊的家世身份给予他的影响,还是像烙印一样反映在诸多方面。他看人论事,格外重视门第出身。不是蓄意了解选择,而是不自觉地与出身高门者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最明显的是他的择偶,他夫人唐,系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寅恪晚年对此一姻缘过程叙之甚详。他写道: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寅恪先生择偶的经过充分说明家世的因素在他心目中占有何等分量。不是见婚姻对象而钟情,而是因其家世而属意;而且终生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也算人生的异数了。而那轴署名“南注生”的诗幅,便成了他们定情的信物,伴随他们度过一生。当1966年的端午节寅恪先生为纪念这段人生奇缘,对诗幅重新作了装裱,并题绝句四首,其中第二首为:“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寅恪与唐1928年农历七月十七在上海结,五十一年后的1969年农历八月二十六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六天后的同年农历十月十二唐先生亦逝。我们晚生后学能不为他们因家世出身而偶然相遇并结同心的姻缘称贺感叹吗?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大贡献,是他经过近乎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般的取证,对陈寅恪晚年所处文化环境之真相作了一次历史的重构。他复活了寅恪先生身边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冼玉清、黄萱、高守真这三位曾经给晚年的陈寅恪以精神慰安的“奇女子”,她们的家世都不无来历。黄萱为一华侨富商的女儿,冼玉清教授是被散原老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老人——编者注)评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的女诗人,有《碧琅玕\馆诗稿》之作,“碧琅玕\馆”的斋名就是陈三立所题,高守真的父亲则是香港一位通近代掌故的名流。前论寅恪先生的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多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实此两书的另一文化观点,是强调地域和家世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主张:“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故寅恪先生与此一类人物有一种前缘夙契的亲近感,就不是偶然之事了。

  

5.史家绝唱


   1945年下半年,陈寅恪的双目即已失明,此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完成的。特别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杰构,总共近百万言,全部都是经他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而成。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奇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奇迹。古希腊的诗人荷马据说是位盲人,但诗歌创作不同于学术著作,即使是讲述历史故事的英雄史诗,与史学著作也迥然有别。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固然也,但史述与研究著作亦应有别。盖撰写以研究人物和历史事变为主线的史学著作,必须凭借经过甄别的历史资料和考信为实的他者的叙述,来证实并复原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结构。这方面,寅老典籍之熟、记诵之博,回观二十世纪的文史学界,似少可并俦者。

   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提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最早引用这条材料的是余英时先生,他诠释为“是要用举国之力来和陈先生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虽然余英时先生提炼出来的这一历史图景,今天看来无疑是一幅深具讽刺意味的漫画,但历史图景本身千真万确是郭的原版,余先生并未对其做浓淡的皴染和增减的剪裁。郭沫若是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他当时口出此语,可见陈寅恪史学功底的超常和不可比拼。郭沫若原本是要大家通力合作一起来创造学术奇迹,结果却反证陈寅恪是不可动摇的史学奇迹创造者。

  

6.《哀江南赋》:“今典”与“古典”重构历史的生命

  

   王国维逝世的第二年,有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付梓,五年后又有胞弟王国华及弟子赵万里等编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问世,陈寅恪先生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撰之序言里,把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此人又被称为海宁——编者注)之学的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寅恪先生的为学方法自然也未“远出三类之外”,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吾国传统解释学的丰富与发挥。也可以说他一手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不妨先看看他为文本阐释设定的一种诠释理论,这就是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

   这段文字中有三个关键语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了解之同情”,二是“窥测其全部结构”,三是“真了解”。“了解之同情”是今人对古人和古人的学说的态度,也可以叫做阐释的态度;“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是阐释的方法;“真了解”是阐释的目的。陈寅恪先生游学欧西有年,掌握多种西方文字,其受西学之影响自不待言;但其著述全然是中国作风,几乎看不到西学的痕迹。但此处讲阐释学的理论,其第二项关于阐释的方法,曰“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却无意中露出了西学的“马脚”。“结构”一词,出自西学原典,是西方解释学的关键语词,中国传统典籍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那么,怎样才能“窥测其全部结构”呢?寅恪先生提出一特异的观点,即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是我们无论在任何东西哲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命题。

   陈寅恪一生为学不离“释史”两个字,而“释史”的途径就是通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的“残余断片”,来重建历史事实真相的全部结构。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专著以及许多单篇考辨之文,无一不是如此这般“释史”的典范,而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真了解”。时贤于寅恪先生释史过程所使用的“以诗证史”的方法著论较多,兹不赘论。仅就其“诗文证史”之“今典”和“古典”学说,略做陈述。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撰写的《读哀江南赋》一文,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

   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

   寅恪先生把“古典”和“今典”的义涵界说得很明确,即古典是词句故实之所从出,今典是作者所经历的当日之事实。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四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前两句用汉李广家居时夜猎灞陵的古典故实,后两句用楚顷襄王太子完在秦国为人质的故实,这对长期去国、羁留长安的庾信来说自是贴切。但寅恪先生认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当日之时事”即“今典”存在。就是当后来周、陈交好之际,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顼得以还国,陈宣帝提出羁旅关中的庾信、王褒等仍然有怀念故国的心情,所以赋中“犹是故时将军”,固然包含庾信自己曾是故梁右卫将军的“今典”,“布衣”、“王子”等说法,也是对陈宣帝“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的回应。这样,庾信在赋中就不仅表现出自己的乡关之思,而且流露出归心之疾了。陈寅恪就这样通过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古典和今典的疏解,重建了羁旅长安二十五年之久的庾信心理情境的历史真相。

《柳如是别传》对钱柳(即钱谦益和柳如是——编者注)因缘诗所涉古典和今典的辨认与疏解更具有系统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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