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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为尽志不至,可以无悔矣

更新时间:2017-10-08 17:38:26
作者: 余永定 (进入专栏)  
而是对争论的各种技术细节,包括数学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在彻底搞懂每个逻辑环节之后再做自己的判断。中国学者历来重文词轻逻辑;精密分析的缺乏使他们“容易限于笼统、虚浮等思维弊病。”[11]罗宾逊夫人的著作是应该像几何学那样来研究的。这样做将大大提高经济学者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发现经济理论逻辑漏洞的敏锐性。

   《索洛对新古典主要增长理论的贡献》完成于1986年前后。在1988年作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索洛代表作《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探索》的附录发表。这是一篇更详细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保罗?罗莫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前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成果。

         文集的第五部分包括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几篇论文。1988年十月我负笈英伦,在牛津大学接受“正规”经济学训练,1991年始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我运用当时最“新潮”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数理经济学方法,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理论框架。文集这部分中的第一、二篇论文都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在文革期间,通过罗素了解了逻辑实证主义;通过赖辛巴哈了解了科学哲学。以后,又接触了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的思想。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摆脱了形而上学和决定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一直着迷于掌握一种方法或方法体系,通过运用这种统一的方法或方法体系解决经济理论问题。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我相信归纳法的重要性同时又惊叹于演绎(特别是数学演绎)的威力。尽管假设-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是牛顿时代的产物,但我却始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正如波普所指出的:“所有科学讨论都是从某个问题(P1)开始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某种尝试性的答案--一种尝试性的理论(TT),然后对这一理论提出批评,以消除错误(EE);……[12]这一理论和对其批判性修正又导致新理论(P2)的产生。”[13]问题的提出可以是实践的产物也可以是对现有文献的分析的产物。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剧烈变革时期,实践给我们提出了无数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然而,发现问题,特别是正确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过程。任何人在试图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时候,早已形成了某种 “先验”结构。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 “先验”结构就是他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爱因斯坦说:“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的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据了全部篇幅。”[14]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15]。经济理论的结构也基本如此。例如,在消费理论中,预算约束和居民效用最大化假说就属于这类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一旦这些概念和假设被确定下来,居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就同时被确定下来了。经济学家所需要作的工作就是通过解一个条件极值问题,把蕴含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中的居民消费行为逻辑地演绎出来。又如,只要掌握了必要的数学工具,从国债余额对GDP之比,财政赤字对GDP之比、经济增长速度这三个概念以及少数假设出发,我们就能够演绎出国债余额对GDP之比的动态路径,我们就可以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中国的财政状况可以实现稳定这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规范的用于进行这类演绎推理的数理经济方法。当然,为所研究的问题找到相应的数理经济方法有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有的数理经济方法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就必须求助于经济史。最后,正如数理经济方法的主要提倡者之一摩根斯腾(Morgenstern)所说:“在经济学中,大量数学公式的使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它们之所以被使用恐怕是为了炫耀(show off)”。[16]滥用数学确实是一种必须加以反对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学方法都不能代替灵感,而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实践。经济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困惑。经过一段时间(有时困惑会萦绕脑际多年)之后,你会突然想到: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的!或问题可以这样解决!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假设-演绎法才能帮助你以最有效、最严格的方式得出有实践意义的结论。

   《中国经济的消费函数》最初在1993年作为西英格兰大学工作论文(英文)发表。二十多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大多采用经验归纳法。根据经验试验性地给出决定消费需求的有关变量,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出消费函数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增加或减去一些变量,直至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十分薄弱的。特别是,许多作者并不关心所使用时间序列的具体性质,因而他们所进行的回归是“伪回归”,他们所提供的检验实际上是假检验。基于对计量经济学的“不信任”,我更相信理论推导,而不是经验(数字)分析。关于中国消费函数的论文试图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居民跨时效用函数最大化),并把中国的制度性特点考虑进去(中国特有的预算约束),用假设-演绎法推导出了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两部门增长模型》[17]发表于1996年东亚经济协会第一届年会,也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这篇论文同时考虑了中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货币财富积累过程,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从而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该论文还把中国宏观经济的瞬时均衡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总供给函数的推导》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9月,但实际上是我1994年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的中文译文。总供给曲线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框架。在西方经济学中,为了推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即物价水平越高,产出量越大这样一种关系),经济学家必须做出各种各样的辅助性假设。所有这些假设都存在很大任意性,缺乏简明性。此外,在推导总供给曲线的时候,经济学家都假设了所谓的“代表性”居民和企业。因而,把分析“代表性”居民和企业行为得出的结果简单地推而广之,作为整个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我的论文放弃了“代表性企业”的概念,假设不同企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且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在分析了每个企业的价格和产出的关系之后,按事先设定的分布概率,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把所有企业的产出加总起来,由此推出一条斜率为正的总供给曲线。这篇论文显示,在微观单位(代表性居民和企业)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着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

   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的简单框架》从理论上回答有关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一些问题。这篇论文证明,尽管目前中国的隐性债务很高,只要中国能够把财政赤字-GDP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3%),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7%-8%),中国就将能维持财政的稳定。《M2-GDP比的动态路径》的基本思路是几年以前形成的,断断续续考虑了很长时间,直到最近才最终成文。在过去二十余年中,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M2-GDP比不仅大大高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国家,而且显著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十分担心。这篇论文在对传统货币数量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的基础上,解释了中国何以能够在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保持物价稳定,并进而给出M2-GDP比增长的动态路径。论文的结论是,导致中国M2-GDP极高的原因包括: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高M2-GDP比本身还不能说明中国是否潜伏将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也不能说明就没有危险)。论文最后建立了一个动态宏观经济模型,并对影响通货收缩形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处于十分幼稚的发展阶段。经济理论是难于对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我以为,经济学家充其量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首尾一贯的可供检验的思想框架,并通过不断的“试错”,逐步改进这一框架。

   文集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收集了我在199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12篇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关于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几个问题》、《国民收入分配、金融结构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和货币政策新进展》、《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阶段》、《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执行适度的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论铸币税》、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时期对中国当时的重要(或热点)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在1994-1996年期间我同中国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对中国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而中国经济由通货膨胀到通货收缩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得这样快则是我直到现在仍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自1997年夏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对日本经济考察的启发,开始对在中国出现通货收缩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积极主张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例如在1997年夏季呼吁再次降息)。在1998年上半年,同是受日本货币政策失效和“重整财政”失败的启发,积极主张在中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1996年我对中国的“双顺差”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看法,受到某些高层人士的斥责。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的问题,最近几年在国际上正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我们迟早还会回过头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尽管采取了十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仍然乏力,于是开始从供给方寻找有效需求和通缩的原因。1999年发表《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一文,为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种思路。

   现在回过头来检查我对中国宏观的实际经济问题所发表的文章,似乎可以说:没有惊世骇俗的见解,大多数看法是对的,有些看法是错的,还有些看法仍有待实践的检验。就职业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希望将来还有机会把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评。[18]扪心自问,数十年来,我一直恪尽经济学人的职守,“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19]这里谈不上什么崇高动机,我只是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而已。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有一个合乎自己兴趣的工作。对于才智平平的人来说,经济学可能是最好的职业。

   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论框架,以继续我在牛津开始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的研究。孔夫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作“利其器”的工作。真希望自己还有更多的时间,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幼喜读贾岛绝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时日无多,霜刃未试,不免有些悲戚之感。然“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而又何悲乎!

2002年11月20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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