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广生:“文明-国家”的自觉:中国道路与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更新时间:2017-10-02 09:43:30
作者: 张广生  
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

   16 世纪末,明万历年间,利玛窦,这位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来华,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而且是非常伟大的政治文明,是贤人阶层统治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式古典理想国家的现实版。与此相对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因为深受韦伯社会理论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从 1587 年起,中国就不行了,万历皇帝罢工,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整个国家制度的 “理性化” 能力不行,都是短距离的补给线,没有统一的国家军事财政,没有数目字上的管理。可是,真正研究西方历史的话,人们就会发现, 其实1587 年的欧洲没有那么 “现代”,以最早建构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为例,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大不列颠还没有呢,苏格兰和英格兰没有统一,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君主的内府和国家的国库是不分的,官僚政治,也即韦伯所谓的政治的理性化,中国早就解决的问题,英国还得 200 年才能开始上轨道。1923 年的时候,梁启超写过一个《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讲中国容受西方冲击有三个阶段,从船坚炮利,到法政制度,到思想伦理都觉得自己不如西方了,只有自觉地全面学习西方,我们才能赶上 “历史进化” 的脚步。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到梁启超 “进化论” 这一步,中国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自信都崩溃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进化论” 会造成一种对西方发展道路的盲目乐观和信从,其实类似的,谈论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理论有很多,它们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讲西方的体系,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内生的秩序,认为战争、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在理论上不重要。然而,许多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欧洲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过程不是内生的,所谓的内生最自然的秩序是亚当·斯密讲的,像传统中国才是自然自发秩序,靠农业劳动自己积累,有自然剩余再投入手工业制造业里面,这是一个自然体系,工业资本主义的欧洲体系是不自然的,不可持续的。虽然不可持续,它为什么又扩散出来了呢?有很多外在原因:战争、远程的贸易,他们会榨取高额的贸易利润,新能源的发现,还有非洲的远航和新大陆的发现给它提供原料、粮食和劳动力。

   为了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强调的是一个 “中西” 视野,我们不能把中西的遭遇,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转变成一个单纯的 “传统” 和 “现代” 的对立。梁启超在 1920 年代总结中国历史变迁的时候,诉诸的是笼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其实和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张之洞对同样的问题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康有为在 1898 年办保国会的时候明确提出来中国应对西方比较全面的战略: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随后著名的《劝学篇》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三者的关系,他们的认识比梁启超要深刻,战略视野也更开阔。张之洞认为,首先,保华种的根本是要保华夏之教,捍卫华夏的智慧和文明,不保教无以保种;其次,不保国无以保教,所以应对西方的挑战必须从保国做起。这样的战略视野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没有把西方看作是一个进化整体,侈谈之所以军事力量强大是因为政治制度先进,之所以政治制度先进,是因为伦理思想先进。从 “保种、保教和保国” 的完整战略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

   中国儒法文明的危机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有一个深化过程。科举制度被废除,是对中国政治文明最重大的打击。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机制的关键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结合起来。君主是天下为家的, 是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这是中国维护大一统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要素。但大一统能够建立起来不仅要依赖君主制度,还要依赖于文教制度,汉以后援儒入法的意义就在这里。王朝国家需要儒教和士大夫的帮助,才能维持 “以德定次” 、“政教合一” 的大一统传统。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有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但无论如何改变,“天命民本”、“社稷担纲”、“贤能理政” 的政治原则与相应损益的制度,从秦汉时代算起,至少延续了两千年。清朝的改革废除科举制度,遂使 “公天下” 和 “家天下” 相结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础结构遭到了破坏。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 “修齐治平” 的经典教育传统丧失了制度依托,君主退化成纯粹法家式的 “新君主-僭主”,士大夫退化成 “新绅士-寡头”,就是时间的问题了。随后君主的中央集权和绅士、军阀地方自治的对立,满人和汉人的对立, 都与由科举制废除带来的精英文化共识的破坏直接相关。清王朝不仅是亡于构建皇族内阁的 “假立宪”,而且是亡于对超越种族民族的精英教育和选拔机制——科举制的 “真革命” 。

   中国应战中的主要的问题,以我们这里回顾儒法文明的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否抓住要害是一个关键。民国时期学习西方代议制度以自强的方式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儒法文明的危机不被当做关键问题直接面对。传统科举制度被认为不行了,但是国家用什么机制来教育选拔人才呢?可以建立各种西式大学,大家从《围城》里更能看到真实的西式大学培养人才的功效;可以依靠地方推举议员参政议政,大家也可以从这些议员的回忆录中了解议员的真实能力与德操。君主制被认为不合法了,所以按西法搞选举,由选出来的总统,或由政党来组织内阁,来承担统治责任,但仅仅依靠程序理性选出来的人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政治权威,根本没有办法抵抗金钱和暴力的操纵。这一阶段的中国国朝不仅没有完成建设统一的国家以御外辱的使命,恰恰相反,军阀、豪绅与政客几乎成为中国国家内部分裂与贫弱的乱源。1912 年的《临时约法》、1914 年的 “袁世凯约法” 、1917 年的 “安福宪法” 、1923 年的 “曹锟宪法”,虽然都欲通过法律程序使某个具体的军绅政权 “合法化”,但礼法体系总体是否 “有道” 这一看似传统的评价标准却更加真实有力,因为 “有道” 的要求不仅包含程序合法,而且包含 “天命” 这一文明-国家使命承接资格的实质性估价。中国有幸没有像欧洲一样,瓦解掉自己的 “帝国”,演化成更纯粹的 “民族-国家”,还是因为对于儒法文明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创新,那就是革命政党。 从孙中山历次革命失败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不能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没有革命党指挥革命军,革命军就是军阀,搞仅有程序理性的选举政党是不能承担起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责任的,因为,有程序而 “无道” 还是不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共产党最终发挥了重要的统治责任集中承当者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欧美传统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政党是议会下面分裂出来的派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则不是这样的,革命政党法统生成的过程,首先是建党,然后通过政党重新建军和建国。

  

三、“文明-国家” 的自觉

  

   只要生活在高级文明之中,无论人们对 “人” 与 “国” 之间的关系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他们都无法否认的是,人的 “天性 ”与 “天德” 与国的 “势位” 与 “利用” 之间的离合,必然关乎 “群” 与 “己” 的幸福。当《庄子》里道家人物面对自己时代的中国之天下发出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的 “愤世” 之叹时,正如《理想国》中特拉叙马霍斯面对希腊世界说出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这种 “嫉俗” 之语时,这正是年青人感愤于世势衰颓,对老年人 “德位 ‘应该’ 合一”、“正义与幸福 ‘自然’ 一致” 的教诲充满怀疑的时刻。面对中国世界 “礼崩乐坏” 的局面,孔子承先启后,引领其门徒, 把对衰败的礼法习俗的否思和重建人伦差序的担当精神结合起来,用感通群己伦类的自然仁德呼应贯通天人的圣王政教;遭逢希腊文明的衰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回应的方式则是,把年青人对 “不义” 的愤怒当作契机,邀请他们一起建构 “自然” 意义上 “最好的国家”,以期获得重建正当的群己生活的智慧。无论孔子式的 “德位合一” 的礼法筹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 “正义与幸福” 相一致的政教方略,都把国家建设的目标设定为某种伦理与政治生活合一的、自我节制的共同体。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政教合一国家只在城邦(city-state)规模的历史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不同,孔子及其门徒的伦理-政治学说则对中国大一统的 “超级国家” 的建构发挥了深远的塑造作用。正因如此,那位受过良好西方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才感叹,自己目睹的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军事力量超强的国家,而且是由 “哲学家” 阶层统治的、不事对外扩张的高度节制的 “内向国家” 。然而,19 世纪中叶以来,与现代西方的相遇给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冲击下,无论传统中国在区别西式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被称作 “帝国”(empire)、“天下-国家”,还是 “文明-国家”,总之,中国 “以国家兼天下的” 传统秩序难以安立了。因为天下大势已变,列强环伺,所以,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作的历史时势与战略判断:“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一切率由旧章当然是不合时宜了,问题是,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需要发生怎样的 “变易”,又要保持怎样的 “不易” 呢?抽象回答这一问题自然简单,那就是保持那些 “好的”,改变那些 “不好的”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标准,应该由谁来判断这 “好的” 与 “不好的” 呢? 福泽谕吉的 “文明论” 在面对西方挑战时处理 “好坏” 这一问题的方式倒是简单朴素,只要能保存日本的 “国体(nationality)”,也即只要能保证日本人不被西洋人统治,那么政统(political legitimation)、文教、风俗等等皆可按西方模式改变,理由是,西方文明即使不完美,在人类进化的道路上也是领先的。

然而,就中国秩序与意义的转变来说,如果我们径直把欧洲模式的 “民族-国家” 看作是中国变革的目标与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模糊自己所面对的经验与理论逻辑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在西方冲击没有深入之前,中国正在为了应对自己的内部问题进行着秩序与意义的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遭遇到西方的挑战,中国很自然地把 “富国强兵” 设定为国家战略的最急迫目标,不过,最急迫的目标和最重要的目标不可简单等同,最重要的目标是更加完整或者说更加整全的目标,在这个目标问题上,中国的 “保守派” 、“改良派” 和 “革命派” 尽管在手段意义上的方略方面有所争论,但是在目标的完整性上没有争论,这一完整目标的战略表达就是 “保国” 、“保种” 与 “保教” 。这一完整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由中国的世界史地位所设定的,中国在受到现代西方冲击之前, 一直是东亚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教的中心,中国所享有的威望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效绩的威望,而且是包括政治正当性与文教优异性的华夏智慧文明的整体性威望。其次,对中国造成冲击的并不仅仅是近代欧洲的某几个具体国家,而是整个西方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 比中国更加彻底 “西化”,在 “文明史” 意义上把自己国家建设目标转变为 “脱亚入欧” 的近代日本, 加入到列强压迫中国的行列,因而促成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完整的 “保国” 、“保种” 、“保教” 战略,这绝非偶然,因为,中国所要应对的并不仅仅是个别民族-国家军事和工商业力量的挑战,而是要迎战一整套不同于中国传统的 “群与群争” 、“种与种争” 的逻辑,无论站在中国立场如何评价它的得失优劣,这种西方式现代道路的整体性是西方现代文明辐射出的整体性。第三, 在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实际进程上看,自从清王朝君主在革命的压力下以 “禅让” 的传统礼法形式把包括满、汉、蒙、回、藏各部的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权移交给了实行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中间几经政权更迭,直到当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并不能用纯粹的 “民族-国家” 理论来解释,而是必须同时诉诸中国 “文明-国家” 的经验与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6289.html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