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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

更新时间:2017-09-21 16:38:19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朝鲜就在使馆附近街道施工,以防人们接近(33)。而匈牙利驻朝使馆则注意到:“此前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现在已经从(朝鲜)这些书店的货架上消失了”(3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金日成采取了抵制甚至批判的立场。“文革”运动全面开展后,朝鲜报刊连续载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他们“陷入极端的主观主义,只鼓吹暴力途径,走上愚蠢的冒险道路”,“把‘革命战争’绝对化”,“主张把‘革命’输出到别国”,“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不和”。在国内问题上,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过分忧虑‘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的提高,主张在个人消费生活中实行平均制和均衡化”(35)。据古巴驻平壤大使的观察,1966年9月,北朝鲜官员在谈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越来越表现出傲慢和蔑视,政府官员甚至拿毛主席本人开玩笑,说毛泽东已经老糊涂了,医治这种病唯一的药可能就是高丽参(36)。苏联驻朝使馆的报告也说,朝鲜领导人将“文革”视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行为”,并把毛泽东称为“已经发疯的年迈老头”(37)。在10月5日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日成指出,目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问题。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教条主义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去采取极端的行动。它还使党脱离群众,分裂革命力量”。“如果左倾机会主义得到滋长”,可能“成为不亚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讲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时,金日成特别指出,“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过低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视科学和技术的倾向”。“敌对分子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随便怀疑人”(38)。尽管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一个字,但矛头无疑都是指向“文革”的。在10月和11月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讲述了朝鲜劳动党开展广泛学习和宣传工作的出发点。金日成说: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骚乱”,可能会对朝鲜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甚为担忧”。为了证明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党中央否定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立场,“在朝鲜劳动党党员中间进行相关的解释工作已经显得十分必要”(39)。对“文革”最直截了当的评价是1966年5月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秘密会晤时提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金日成轻蔑地称:这“简直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40)。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和裂痕,由此导致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昔日的“血盟”兄弟终于反目。

  

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中国外交失控的特殊情况,中朝关系的确一度跌入谷底。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朝关系的冷淡和恶化,与中苏之间、中美之间的敌对有根本区别,与中国同其他国家(包括后来的越南)关系交恶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冷淡而没有对抗,恶化而没有分裂。

   从表面上看,中朝之间的交往到1967年已经十分微弱。笔者检索《人民日报》标题,有关“朝鲜”或“金日成”的消息,1965年有350多条,1966年还有96条。1967年骤减为12条,1968年22条(几乎都是与美国间谍船事件有关的内容)。1969年17条,而1970年突增到400多条。检索《劳动新闻》标题,情况大致相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消息,1967年23条,1968年20条,也都是礼仪性往来的消息。1969年33条,主要是崔庸健访华及以后的消息。1970年开始猛然增加。1966年底苏联驻朝大使报告,朝鲜报刊几乎不报道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广播电台30分钟关于中国新闻的节目已经停播,中朝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完全停顿了(41)。1966年10月26日中国大使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文革”,没有再返任(42)。11月21日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也离任回国(43)。到1969年5月,中国驻朝使馆三分之二的外交官已经回国。中国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朝鲜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44)。据罗马尼亚驻朝外交官的观察,中朝人员交往和边境贸易基本停止,亲属来往基本中断,朝鲜的中文学校也被关闭了(45)。实际上,在“文革”初期,朝鲜华侨学校的校长已经全部换成朝鲜人,大部分中国人的学校已被取消或并入朝鲜人学校(46)。由于受到排挤和虐待,大量旅朝华侨开始私自越境回国。1966-1968年,吉林省图们、集安、长白等7个口岸共接收6285名旅朝华侨入境,辽宁省接待1900多人(47)。

   红卫兵小报和大字报经常发表一些攻击朝鲜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引起国外媒体注意的有:1967年1月关于朝鲜发生政变、副首相金光侠被捕的谣言;2月19日北京街头出现的“金日成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的大字报;1967年10月27日红卫兵小报《东方红》对朝鲜“修正主义者”措辞尖锐的批判,以及1968年2月广东红卫兵小报对金日成生活腐化的攻击(48)。除了1967年1月对“政变”谣言公开发表声明外,对于红卫兵的挑衅和攻击,朝鲜一般不采取在报刊上回应的方式,而是在外交场合散发书面和口头声明,有时也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49)。1967年2月,朝鲜要求中国使馆从橱窗中取下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宣传材料,遭到拒绝后,为避免朝鲜民众受其影响,朝鲜封锁了中国使馆门前的道路,禁止行人经过(50)。

   1965-1969年中朝交恶的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与朝鲜接壤和中国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朝边界的“广播喇叭大战”。1968年夏天,在鸭绿江中朝合建的水电站,双方工人一边共同劳动,修缮大坝,一边在广播里宣传各自的观点,呼喊各自的革命口号,每天10-12个小时,热闹非凡(51)。到1969年初,在延边地区,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在图们口岸塑造了高大的毛泽东像,又搭起高架,安上扩音器,每天对朝鲜广播,朗读毛泽东主席语录,播放反修文章。朝鲜方面也如法炮制,竖起了金日成塑像,架上大喇叭,两边对着喊叫、宣传(52)。辽宁省的丹东口岸也有同样情况(53)。此事闹得沸沸扬扬,1971年6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就以此为例说:“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写标语骂人家,弄得我们很被动。”(54)

   在中朝边界地区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967年底,由于朝鲜的火车司机拒绝接受“毛主席像章”,导致一列朝鲜列车在边境上被扣留数日(55)。此外,由于中朝边界条约签订时,没有确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1967-1969年,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56)。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闹得比较厉害,就是造反派到处抓朝鲜特务,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朝鲜族干部。因为把朝鲜认作是修正主义,自然对朝鲜族干部就不再信任。不仅工作安排受到影响,甚至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关押和审讯(57)。很多朝侨和朝鲜族边民也被当作朝鲜特务受到迫害(58)。这种情况在朝鲜族集中居住地延边尤其严重。在1968年4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仅司法系统就有175名朝鲜族干部被打成外国特务,其中12名干警被迫害致死,82名干警致残(59)。1967年8月至1970年10月,延边地区因“朝修特务”案被捕者达上万人(60)。

   有一件事当时传闻很多,但并非事实。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在苏联、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外交使团中纷纷传言: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61)。若干年后,金日成在一次谈话中证实,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62)。然而,据当时在延边插队的知识青年和工作人员说,中朝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他们认为,当时有大量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中苏、中朝边境地区插队,他们都穿着上海市革委会统一发放的黄色棉衣、棉帽,很可能是朝鲜人把他们误认为是军队了。朝鲜因此把边界地区的树木全部砍光,还修了暗堡,以防中国军队偷袭(63)。金日成的反应的确过于敏感了。在1968年5月31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会谈时,朝鲜政府请求苏联为朝鲜领导人开辟一条可以从平壤直接到达莫斯科的特别航线,以避免飞越中国领空或公海。金日成解释说,在飞越中国领空时可能会发生迫降,甚至遭到红卫兵的侮辱(64)。由此可见当时中朝关系的紧张程度。

   尽管中朝之间外交往来冷淡,社会情绪对立,但是从领导层的角度看,双方都不愿事态扩大,走到分裂的地步。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做法来看,还是尽量维持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1967年1月26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受委托发表的一则《声明》说:“近期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各地红卫兵报纸、板报、传单似乎都在进行着关于我国发生了某种‘政变’,并由此引发政局动荡不安的不实宣传。”这些宣传“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捏造”,“是对我国党、政府、人民以及人民军队的难以容忍的中伤”(65)。尽管《声明》只是辟谣,而没有提出抗议,也不是针对政府的,但还是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利用与浙江省来京红卫兵见面的机会,指责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是南朝鲜制造的谣言,告诫红卫兵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美国中情局分析,周恩来试图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立场,并安抚朝鲜(66)。

   1965-1969年在中国发生的对朝鲜和朝鲜人的过激举动,基本上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自发行为。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所有史料,关于朝鲜是修正主义的说法,的确大量出现在红卫兵小报和一些内部刊物(如新华社的《国际共运参考资料》)里,在中国高层干部的报告和讲话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但主要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戚本禹、姚文元等,而且是通过红卫兵小报流传出来的(67)。而在官方的报刊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称朝鲜为修正主义国家,在政策性文件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朝鲜的指示。在一些国家机关或外交部门确有指责朝鲜的言论和对朝不友好的做法,但多半是受到了极“左”思潮影响和冲击,有些干部本身就是造反派。不过,正如罗马尼亚驻朝使馆报告中所说,对于中国红卫兵小报中不断出现的针对朝鲜的批判性言论和“首长讲话”,朝鲜报刊通常不予理睬。对于朝鲜报刊中大量含沙射影指责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中国人似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态度”(68)。

   罗马尼亚驻朝使馆在1967年4月与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王彭谈话时被告知,朝鲜对半岛危机的渲染,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由于朝鲜目前已加入那些敌视中国的行列,美国和南朝鲜都不会采取有可能提升中朝关系的任何过激行动。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和南朝鲜一旦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将会卷入”。关于中朝经济关系,王彭指出,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不履行协定,停止对朝援助,并干预朝鲜内政,是在欺骗朝鲜人民,也是为了迫使苏联增加援助。中国对朝鲜的独立是“一种保障”,“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会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北朝鲜人民”(69)。

朝鲜外交官1967年初散布谣言,说中国企图利用1956年逃亡干部反对朝鲜(70)。这无疑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担心和恐慌。在此之前,据苏联外交部的情报,朝鲜罢免了在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而后来忠心追随金日成的一批干部,如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昌满、候补委员河仰天,因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71)。1968年11月劳动党中央全会再次出现人事变动,一批具有亲华倾向的领导干部如民族保卫相金昌凤、民族保卫副相吴白龙、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以及一批师级军官被清洗(7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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