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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更新时间:2017-08-18 13:29:10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天津木商同业公会的“公启”指出:“查商会系属各商之代表,又属各同业公会之总机关,此次续选卞君为会长,实为我津各商之认定,亦我津人之素所信仰者也,他人无可干涉之余地……敝会为同业之代表,业开全体会议当场解决,应即函请贵会无论何项之抵抗,公理具在,国权昭然,务为坚持到底,勿为人所动摇,敝会幸甚,津商幸甚!”(25)天津众茶商也公开向总商会表示:“夫商会我商民自由组合之团体也,彼日人竟尔蔑视,妄加干涉,侮我太甚,望诸公坚持不可让步,迅电外部据理向该政府严重交涉,即将船津氏撤换,以重国权。”(26)不难看出,各业之声援均强调商会是商民自由组合之法定团体,选举会长为其独立自主之行动,外人绝无干涉之权。毗邻津门的宁河县商会致函天津总商会,更是明确强调:“我商会选举,决不能任人横行干涉,若认此,国权何在?机关何存?国将不国,无一能与存在。倘不竞争,丧权辱国,莫此为甚。敝会僻处海隅,不能争之于先,必期追随于后,望我商界,一致进行,非达到目的不止也。”(27)如同许多商会、同业公会所指出的那样,此番论说将抗议日领事干涉商会的行动提升至维护国权和商权的高度,更进一步彰显了此次抗议行动的深层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在天津总商会的呼吁下,代表民意的直隶省议会对日本驻津总领事干涉总商会选举会长事件也进行了审议,并且以省议会名义致电国务院和农商部请严词拒绝。1919年11月19日省议会召开常会,议员乔宴廷提出临时动议,“谓近阅报载驻津日本领事对于天津总商会改选会长,因卞荫昌当选为正会长,该领事妄加干涉,我等既为人民代表,应不承认此种无理干涉,故拟电请农商部严词拒绝。”另一议员刘守荣表示:“吾等为人民代表,倘默认此事,不加抗议,是不啻以高丽之地位自居,本席主张一面请农商部严词拒绝,一面请外交部电饬驻日公使与该国严重抗议,使之撤退驻津领事。”但在讨论中,各议员的意见起初并非全然一致,“有主张慎重者,有主张电请农商部严词拒绝者,有主张调查者”。最后,刘守荣慷慨陈词:日领的无理干涉行径,“蔑视吾国人民,蔑视我人主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等为人民代表,当然应有抗议之表示,否则将来本会选举议员,选举议长,均须得日领同意,试问中国成何国家,我等成何人民代表?”刘氏这番讲话赢得了与会议员的一片掌声。会议主席遂提议表决并顺利通过决议:“立即起草拍电,取严厉对待,以尽人民代表天职。”(28)随后,直隶省议会即致电国务院:“查商会为民意机关,地方官且不得任意干预,遑论外人?似此无理干涉,殊于国权民意,均有莫大关系,请即查明,果属事实,应即严词拒绝,并将办理情形,速行电复是盼。”(29)省议会的这一举动对天津总商会而言确实是十分有力的支持,以至在随后的许多场合总商会都屡屡提及此事。

  

   此外,天津各界联合会对于日本驻津总领事干涉总商会事件也十分关注,并对总商会的抗议表示声援。该会评议部不仅“提议对待办法,全场议决”,而且还公开致函总商会,指明“日领横加干涉,且欲借行政机关之势力压制民间机关,违背公理,蔑视主权,莫此为甚。凡属国民,自应同深公愤”。不仅如此,各界联合会还十分注重抗议行动的实际效果,向总商会表示:“以现在疲敝无能之外交当局,即使提出抗议,亦必无圆满之结果,吾侪商民,自救救国,对于此等利害切肤重要问题,究应取如何方法为最后之对待,自不得不积极筹备进行。敝会尤愿联合一致,协力对于此等毁信灭义之强敌,为公理正义之牺牲,诸君子如鸣鼓以闻其先,敝同人愿执盾以为后劲。”(30)

  

   由上可知,自日本驻津总领事干涉总商会选举会长的消息披露之后,天津总商会不仅召开全体会董特别会议,及时就这一事件制定应对之策,并呈文国务院和外交部要求向日方表示严重抗议,撤换该总领事,而且还呼吁各界给予声援。紧随其后,全国许多商会以及天津同业公会、各界联合会乃至直隶省议会等诸多团体机构,均函电纷驰,对天津总商会给予大力支持,对日本驻津总领事的干涉表示抗议,并从各方面阐明抗议活动的重要意义与影响。当时的报章舆论,也明显站在总商会一边为其呐喊助威。种种事实表明,天津总商会应对此次突发事件的策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由于农商部对待日本驻津总领事干涉总商会选举事件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软弱,因而受到各界指责。对农商部较早表达不满者除天津总商会会董之外,天津同业公会也曾明确指出农商部对待曰本总领事的干涉,态度软弱,未尽其责。木商同业公会即曾阐明:“商会之选举,本属我国之商权,非国际亦非外交,日人冒然出而干涉,是揽我商权,照会商部是侵我国权,商部不拒绝之,反为函询之,是商部之形于弱也。”(31)尤其是在此之前卞荫昌担任总商会副会长时,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曾向天津交涉署交涉,强行要求罢免卞荫昌副会长一职,遭到拒绝。卞氏当选正会长后,日驻津总领事在致函农商次长之前,又曾向交涉署提出同样要求,直隶省长仍然态度明确地表示日人此举系“无理干涉,令婉言拒绝”(32)。两相比较,农商部处置日人干涉总商会会长选举事件的态度和行为无疑更显得相当软弱。

  

   随后,因天津总商会以及其他团体相继呈文国务院和外交、农商两部一直未得到满意回复,其不满情绪自然又与日俱增。1919年11月30日,天津总商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董特别会议,商议下一步对策。有会董指出:“政府之交涉得力与否,及如何交涉情形,既不得中央回复,即是否能与交涉,亦不得真相”,致使关注此事之诸多商家屡屡问及,却无言以对,十分被动。“在政府方面,以此种事实如不关痛痒者,岂知吾商民非从前之商民,对于国家观念已接近多年矣。故本席主张二次致电呈追。”另有会董认为:“政府对于此事,一味敷衍,实无能力,俨然一木偶……此次呈中应质问如不严重交涉,得有美满结果,将来激动商民,有公愤之时,谁负此种责任?”(33)于是,天津总商会又再次呈文国务院和外交、农商两部,表示“日领船津干涉敝会选举一节,业经呈请钧院大部察鉴严重交涉,迄今多日未蒙批复。以此事关系我国商权,商民异常激愤,群相责问交涉情形。旋有旅津美国商会会员等亦以日领非分行为,曾经开会提出抗议,并知照敝会同人坚持力争,万勿为强权所屈服。是以敝会为保存中国在世界上之人格起见,用敢据情再请钧院大部察鉴,速予严重交涉,以平民气而保国权”(34)。

  

   与此同时,直隶省议会议员对农商部之不满也溢于言表。国务院收到直隶省议会的电文之后,曾转农商部要求查核情形予以办理,农商总长的回复称:“查此案前承准国务院抄交顺直省议会电一件内开:闻驻津日领有干涉商会选举之事,请查明拒绝等因。当以商会选举,事关内政,在商会法内原有明白规定,如果本部接到此项正式公文,自当转咨外交部据理驳复。”(35)对于农商总长以未接到正式公文为由而拒不出面交涉的这一回复,省议会议员相当愤慨,认为“查卞会长已奉该部之公函,即可证明该部次长所接船津之函,乃为正式公函。本会对于该部之电文,当有质问,为维持本会人民代表信用,亦当有正当表示,不然今后本会即可不必致电中央矣。”12月3日省议会再次开会,首先讨论对该事件的进一步应对举措,主席提议:“由本会咨请省长转咨农商部,质问何以未接到正式公文,而该部即致函商会卞会长?众赞成。”(36)

  

   伴随此次抗议事件的发展进程,有关日本驻津总领事致农商部次长的函是公文还是私人信件,出现了不少传闻。有的称之为私人函件,并说此次事件是一场误会:“据某方面云:日领干涉津商会事,系完全出于误会。缘曰领此函,系以私人名义致函江天铎,江氏亦以私人名义复函置之案头,时为农商司陈司长所见,遂代函达,并致天津商会。目下各方面既发生怒潮,农商部大为骇异,查明方知为该司长所为。如果日本领事正式交涉,自应直接函致农商部或外务部,何必向一区区司长交涉?”(37)但这—说法在当时并不为人所信。同时,也有说日总领事与农商次长往来之函属半公文性质(38)。为此,直隶省议会还曾函请天津总商会提供围绕此次交涉事件与农商部的“两方面之往返函件”,“以明真相”。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认定“日领与农商次长之函系属私人关系”,则天津总商会等团体对该事件之严重抗议似乎是小题大做。因此,天津总商会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并阐明“日领船津辰一郎系日领事馆内有法人代表资格之自然人,农商次长江天铎亦系有代表农商部法人资格之自然人,其所述之事又关系敝会选举并侵害敝国主权。其人既有法人资格,其事又系关系政治,何得谓为私人函件?”(39)

  

   然而,实际上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寄给农商部次长江天铎的私人函件,该函之抬头称呼即为“竞奄先生阁下”。那么,江天铎在此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尤其日总领事所寄为私函,而农商部工商司却为何以公文形式向天津总商会会长卞荫昌发函?相关内幕不得不令人多有揣测。据天津商业联合会调查后在报章披露:“农商次长江天铎此次徇日本驻津船津领事之请,竟以公函迫令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君辞职,经本会同人向农商部调查,据云此事工商司全然不如(知),所有以工商司名义转奉江次长意讽令卞君辞职一函,皆系江次长私人所为。似此假公济私,不顾国体,媚外无耻之小人,公然忝居次长之职,民国前途,不堪问矣!亟应登之报章,以为害群者戒。”(40)这一披露也驳斥了此前传闻本次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说法。于是,农商部内部运行管理混乱,个人即可随意动用政府部门公权力谋取一己之私的情形为众所知,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农商部的强烈不满。另外,还需指明的是如果说农商部工商司最初致函天津总商会要求“务希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只是农商次长利用职权的“私人所为”,似乎并非真正代表农商部的态度,那么,在这一事件已经公开并且天津总商会、直隶省议会乃至一些外省总商会相继呈文之后,农商总长仍然以未收到正式公文为由,拒绝接受总商会和各界所提出的要求,则足以真实地反映农商部对待这一事件的消极软弱态度。

  

   就这一事件的结果与影响而言,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制约,天津总商会以及各团体提出的与日方“严重交涉”、撤换驻津总领事等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都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无论是向日方进行严重交涉,还是撤换日本驻津总领事,不仅天津总商会和其他民间团体无法做到,而且直隶省议会也力所不及,甚至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直隶省长同样也无能为力,通常情况下应该只有中央政府的国务院、外交部才有此权利。正因如此,天津总商会、直隶省议会等团体机构虽然表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却只能反复向国务院和外交部呈文,要求政府出面向日方提出抗议并进行交涉,舍此并无其他更有效的斗争方式。另外,即使中央政府愿意出面交涉,但能否撤换驻津总领事,也并非中国政府即能决定,而是需要日本方面作出决策。另一方面,当时刚刚经历五四运动不久,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方面早已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唯恐出现新的交涉事件。所以,在日总领事干涉天津总商会选举会长事件发生之后,中央政府部门最为关切的是告戒总商会,要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卞荫昌与日总领事“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致令政府难于应付”。指望此时的北京政府能够应总商会、省议会和各界之要求,积极出面与日本政府进行严重交涉,迫使日方撤换驻津总领事,显然并不现实。正因如此,从现有史料看尽管来自总商会等方面的这些要求屡有上达,但却并未见到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和进行交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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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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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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