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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邱晓磊: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

更新时间:2017-08-16 08:58:14
作者: 朱英、邱晓磊  
并在复函中表示:“台端关怀商法,一疑未释,往复辩论,不嫌其琐,此正学者虚心研究之态度,实堪佩仰。”(16)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穆藕初致总商会函的文字里,似乎也可看到其中所流露出来的某种个人不满情绪。穆藕初致总商会函声称自己“既非会董,又非会员”,实际上1918年10月他就曾当选为总商会会董,并在分科办事名单中列名陈列所四位会董之一,稍后还被推补为总商会公断处职员。1920年8月总商会改选,穆氏又再次当选而成为连任会董。只是在1922年换届改选时,穆氏因属已经连任的任满会董而没有再当选。由于其本人在上届选举时就是因“二次连任照章停止被选”,而此次换届改选总商会在选举开票前却又通函告知二次连任会董仍有被选举权,穆氏对此自然会有所不满而提出质疑,并特别指出“上届选举时,玥虽二次满任会董之一,确未见有此项同类之通告,且并未享有选举会长后退出之权利。”

  

   尽管如此,在这场公开论争过程中穆藕初始终保持了较为平和的心态,主要只是探讨相关法理依据,阐述其个人不同意见和看法。在其刊发的多封质问函中不仅均无激烈偏颇和故意刁难的泄愤文字。总商会的复函同样也较为理性,主要只是针对穆藕初之质疑要点予以解释和说明,同时对穆氏的质疑之举予以肯定“具征关怀商法,讨论不厌求详,至为佩仰。”(17)因此,这场公开论争对于帮助工商界人士进一步理解《商会法》相关条文、农商部训令以及大理院的解释,并非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穆藕初的质问行动在当时不仅没有影响总商会选举的如期进行。虽然总商会于6月1日通函各会员分发选举票,4日发出《任满会董仍可当选之函知》,穆藕初在两日后就发表了质问总商会第一函,在总商会回复后接着又发表继续质疑的第二函,但总商会的选举仍按部就班正常进行,并在预期的当月15日开选举票,选出了35位当选会董和次多数候补会董35人。

  

   在总商会回复了穆藕初的第二函之后,穆氏对于各方面解释选举法律问题“尚有疑义”,遂又第三次公开致函总商会,“并用贵会语气,代拟一稿,送奉察阅”,希望总商会呈请大理院重行解释。穆藕初代拟呈请大理院重行解释的文稿重点阐明“连任会董如互选在应选以前,则会董之资格尚未取得,焉得加入互选?否则连任会董,因法律上之限制,不能三次受任,则势必不待应选而先加入互选,待其不得被选为会长后,而再宣告退职,则事实上虽仅为三次当选之会董,而实质上不啻已执行三次会董之职务。既执行三次会董之职务,与三次连任何异议?”(18)对于穆藕初代拟呈稿请大理院重行解释的这一要求,总商会召开常会进行了讨论,认为“如因解释变更之结果而使民九部令失其根据,必致各省商会同时发生困难。此时有无再请解释之必要”,应先致函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事务所征求意见,再行办理(19)。湖北事务所的回复认为“此案既有部文,又有院函,似无庸再请解释”。江苏事务所在回复中肯定了穆藕初“以法律解释法律,持论至为精当,平心论断,决不能轩部院而抑穆说”。但该事务所也阐明“惟自大理院解释通告以后,迄今已逾三年,各省商会之依照组织者比比皆是,是前项解释,事实上业已实施。此时若因再请解释之故,而设有变更,则发生困难,必有更甚于今日者”。所以“与其请求解释条文,不若催议修改商会法较为适当”(20)。此项建议可谓正合上海总商会的初衷。其实农商部也未尝不知《商会法》第24条之规定给商会选举带来的困扰,并曾于1923年向国会提出了《商会法》修正案,欲将会董连任条文中“但以一次为限”删除,只是因国会悬而未议,暂无结果。在此情况下,只有再请农商部迅催国会议决通过,才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纷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总商会的选举就可以顺利继续进行。紧接其后,又在正副会长选举前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权夺利纷争,但穆藕初则并未参与后来发生的这场涉及权利争夺的会长选举纷争。

  

   二、关于宋汉章资格问题引发的派系纷争

  

   宋汉章,1872年出生,浙江余姚人。曾担任上海中国银行行长、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2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宋汉章获得289票,以最多票当选会董,接着又当选为会长,成为上海总商会的掌门人,社会地位和影响也随之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宋本人似乎对总商会会长一职并无眷恋。1924年总商会改选前夕的5月14日,中国银行致函总商会,说明“敝行代表会员宋汉章君今因病后不堪繁剧,坚向敝行辞去代表会员之职,兹特改推史久鳌君为敝行代表会员。惟宋君现任贵会会长,在六月底以前任务尚未终了,应请自七月一日起解除代表会员之职”。(21)尽管如此,在会董选举中他却仍然获得了99票,列35位次多数候补会董的第一位。

  

   会董选举揭晓后,根据《商会法施行细则》的规定,当选会董须于半月之内填写总商会送达的就任声明书,如果“逾十五日未有就任之声明时,得以票数次多者递补”。至6月20日,已有5名当选会董力辞不就,照章应从候补会董中以得票数多者顺序替补。宋汉章本应是首选替补者,但因其已辞代表会员之职,只能由列名其后者推补。至当月27日,中国银行又致函总商会,说明“史君向敝行声称,因事不能担任代表职务……无可再强,仍拟改推敝行长宋汉章充任贵会代表”。此时刚好又有一位当选会董王一亭坚决要求辞职,总商会遂将宋汉章推补为会董,并向宋本人函告前后之缘由“查执事本于候补当选人名居首列,前因向本会声称,业经声明自七月一日起解除会员之职,是以即照尊嘱,由名次在后之候补当选人分别递补。旋于本月二十七日接中国银行函称……,当经本会复函于名册更正有案。依此情形,是执事于七月一日以后,其会员资格仍继续存在。即候补当选人之资格,于七月一号以后亦仍继续存在。此次王君辞不应选,自应仍由执事序补。”(22)

  

   7月5日下午,总商会按照预定日期举行由新当选的会董互选正副会长会议。但在投票之前,“会董某君提出关于会董选举手续问题尚有研究,请众讨论,说明理由后,即有人加以解释,双方讨论颇久,未臻一致”。莅会监选的沪海道道尹王赓廷宣布休会十分钟,复会后又“讨论达三小时之久,仍无结果”,王道尹宣告“以手续方面既有讨论,决定延期数日,再为举行”(23)。这样,第一次互选新会长陷于流产。会议争执不下的所谓“会董选举手续问题”,即为宋汉章是否具备会员资格以及递补为会董并参选会长的资格。

  

   7月7日,报章即登载会董谢天锡(字蘅牕)前此致总商会的两函以及总商会的复函,将有关宋汉章资格问题的纷争公布于众。谢于7月1日所写第一函提出“宋君既辞去中行代表之职,并由该行改推史君为代表,此次会董当选名单宋君仍列次多数之首,此出于投票者之误会所投之票,自不能仍作有效。……自中行改推代表,则宋君会员名义同时根本取消,即不辞职,亦不能再行膺选”,因为7月1日以后“宋君业已退出会员耳”。否则,将因“宋君一人之故,致本会蹈非法之嫌”。该函还要求总商会“将宋君不能膺选理由迅行函告各会董,以重选举,而符法规”。总商会7月3日的复函,说明在选举会董之前宋汉章仍具会员资格,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依法尚未丧失,则在此时期内所投之票,自不能认为无效”。另外,中国银行于6月27日来函仍推宋汉章为代表会员,“则自7月1日以后,宋君会员及候补当选人之资格继续存在,更无问题矣”。7月4日谢天锡致总商会第二函:“中国银行六月二十七日撤回改推史君之函,须于六月月十五日本届选举之前送达本会,方有回复宋君本届被选举权之效力,不能于本届选举业已揭晓之后,为之倒补资格。”(24)

  

   谢天锡为何反复纠缠宋汉章的会员资格问题,不惜导致总商会的会长选举陷于流产。从表面上看谢天锡此举也是为了维护商会规章,担心“致与法规异趣”,谢还曾表示“鄙人对于宋君素所信仰,前后各函,并非对人而发,惟以法为共同所应守,不能因人而废法”(25)。但从后来纷争发展的实际情形显而易见,有关宋汉章资格之争表面上虽也涉及相关法规,实则为总商会会长席位之争。谢天锡只是走上前台代人的公开发难者,背后还有始终未曾登上前台,但对此次纷争筹谋划策旨在觊觎会长一职的重要操盘人物,此人即是当时担任通商银行行长的总商会会董傅筱庵(名宗耀)。

  

   据时任总商会秘书和会董会议记录员的孙筹成后来忆述:“1924年总商会改选前,原任会长宋汉章因病无意连任,由中国银行致函上海总商会更换代表。傅筱庵自知宋的声望甚髙,无力与之竞争,现在大敌已去,自己作为通商总行行长,视余子皆不在话下,遂一面指使亲信纷纷加入总商会,培植势力,一面联络官厅,大事吹嘘,制造浩大的声势。”宋改变态度愿意继续担任中国银行会员代表,并递补为会董之后,显然打乱了傅的如意计划,遂千方百计阻止宋递补为会董并参与会长选举。谢天锡“是傅筱庵的心腹,煤业巨子,秉性粗鲁,素有大炮绰号”,遂成为傅的得力干将。在会长选举前的7月2日,谢曾受命直接面见宋,“劝宋辞递补会董之职,宋不允”。于是,谢又在5日举行的会长选举会上提出宋的会员资格问题,双方激烈辩论,在会董中形成拥宋和拥傅两派。拥宋者有霍守华、冯少山、田祈原、田时霖等,拥傅者有谢天锡、洪雁宾、陈良玉、谢仲生等。第一次会长选举会最后曾投票,“结果拥宋派投票,拥傅派未投。乃由道尹封存票匦,延期五天再开会,两日内如仍不协调,则电部请解释”。(26)

  

   其实,宋汉章本人确实并不恋栈会长一职。早在1916年5月底,年仅44岁的宋汉章就曾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但他认为自己“非特资格尚浅,才识不及,未敢膺此重任,且银行事务纷烦,片刻不能相禽,实无暇晷兼顾他事,为特掬诚具函谨辞,务请贵会另行推选贤能主持会务。(27)总商会起初拟请选举得票次多数之沈敦和出任会长,但沈也力辞不就,只得议定由上任会长继续维持会务四个月。当年9月,总商会仍函请宋汉章于10月1日前就任会长职,但宋依然列举诸多原因表示无法应允。及至10月底,上海总商会只能报经农商部批准重新选举会长,朱葆三当选就任。1922年宋汉章再次当选会长后,又向总商会表示不愿就任“窃以贵会会长事务繁重,以鄙人才力不及,殊难胜任;且对于社会公益事项,鄙人似已滥竽不少;况身任银行专职,实属刻无暇晷。有以上种种原因,实难分身就任,为特具函敬辞。只得请贵会查照尊示,按商会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二款,以次多数递补,以重会务。”(28)与此同时,同届新当选的副会长方椒伯也“声请辞职”。总商会为此召开特别会议进行商讨,决定公推数位代表力劝宋方二人就职。在总商会的再三盛情挽留下,宋方二人才以“公义所在,不容固辞”而“勉承斯职'

  

既然宋汉章并不留恋会长一职,为何后来他又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出任代表会员?是因为看到会董选举结果,自己名列35位次多数候补会董的第一位而改变初衷?这一解释显然与上述宋本人的一贯态度并不相符。实际上,宋汉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动地卷入了本次选举纷争,其改变态度同意递补为会董也并非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接受了他人一再敦劝的结果。据孙筹成记载:叶惠钧、闻兰亭等6位会董出面“请宋汉章俯念会务重要,并告以有行为卑鄙者早有组织,想做会长,你如不引退,则众望所归,必得连选连任。宋之挚友王省之,曾任道尹,亦在旁敦劝。宋初不允,后被迫无奈,只好应允。遂由中国银行致函总商会,仍推宋汉章为该行出席代表”。宋汉章虽应允递补为会董,但其竞选连任会长的意愿仍不是很积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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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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