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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北伐之前的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更新时间:2017-08-15 08:49:47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特别是一部分对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国民党人,大都承认“一大”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并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民党基层组织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发展,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和声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此之后,国民革命运动也确实明显出现了新的局面。胡汉民作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负责人之一,即曾指出这次改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始实施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15)。连初始维护、继而又反对容共的戴季陶,也曾强调“中国民众运动的大发展,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而国民党改组之后民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政治的保障力的伟大”、“组织能力和范围的扩张”、“舆论支配力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16)。

  

   有些台湾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对国民党改组后实施容共政策的评价一直感到比较困惑,因为这一政策由孙中山亲自提出,不便加以直接批评和否定,但却对当时反对这一政策的国民党人的言论和行动给予肯定性的论述,而且在肯定国民党改组的积极影响时,又认为共产党得以利用这一政策加入国民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已有政治影响,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操纵控制民众运动,制造许多混乱和动荡,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实际上,这也是“清党”之后国民党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上述肯定国民党改组的观点不无矛盾,似乎国民党的改组只是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遇,而对国民党的发展并无什么积极作用。应该承认,无论是台湾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时都非常明显地受到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学者则一般不会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谈及容共问题时,有的曾阐明“虽然部分史家不断贬低孙中山决定容许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思党的重要,实际上所谓的‘容共’对孙中山的重振声威大有帮助……这个政策亦可以统一所有的革命力量在他的领导之下”(17)。不过,近年来也有台湾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发展都有帮助”,国民党随后即创设了黄埔军校,各地执行部和省党部相继建立,民众运动特别是农工运动也不断升高发展(18)。

  

   从实际情况看,1924年的改组确实使国民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重要阶段。国民党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也是在改组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此时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孙中山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以民众为后盾,而不是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也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19)这种新的认识,与以往国民党的传统思想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也仍然坚持重视民众运动。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再次强调:“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过去民族革命运动之失败,由于参加者限于知识阶级,故不能得广大之基础与广大之势力。于现在及将来,为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以其意义普及于田间与工厂,且必须使之组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奋斗中。”(20)另外,此次大会通过的“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也特别说明:“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势力。”(21)更重要的是,在本次会议上还专门就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分别通过了决议案,使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二、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初步开展

  

   民众运动的开展,很快就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与影响,使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发展并走向高潮,为北代的酝酿与进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日趋高涨,各界民众反帝爱国的积极行动越来越踊跃,进而又促使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更加意识到民众运动的重要作用。费正清曾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是:革命在公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这时,中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了,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干。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入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公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千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22)

  

   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民众运动的首要举措,是在党中央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

  

   “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组织问题案》说明:“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应设一秘书处及八部。上海、北京、汉口三处执行部不设军事部,关于军人、军事事项,应由调查部秘密处理之。其余四川、哈尔滨两地,应分设各部,俟中央执行委员到该地体察情形后,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23)工人部由廖仲恺担任部长,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冯菊坡出任秘书。由于廖仲恺当时兼职甚多,所以工人部的日常工作大多数实际上是由冯菊坡具体负责。农民部设立时,更直接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担任部长,担任秘书的彭湃也是共产党员。到1927年7月,曾先后担任农民部部长或代理部长的有彭素民、李章达、黄居素、廖仲恺、陈公博、甘乃光、邓演达等人。农民部下设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部、省农民部等机构。青年部由邹鲁担任部长,孙甄陶任秘书。出任妇女部部长的是曾醒、秘书唐允恭。

  

   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将各种工作以专职机构负责,以强化工作效果。尤其工人部、农民部的成立,代表国民党将工农阶级正式纳入编制之中,此种措施与邀劳工入党、支持工运、加强劳工立法相互为用,故能掌握广大的劳工阶级”(24)。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民运动的开展较有成效。农民部成立后,确立了八项主要职责:1.详细调查农民善、各省田地面积及其分配方法;2.调查农民组织之目的及其形式;3.调查各省通行之税法;4.制定农民运动计划;5.出版、印刷关于农民状况之小册子及传单;6.计划召集农民会议,设立本党土地政纲,并建立本部之基础,使之能代表农民利益;7.与农民发生关系时,应出版一种农民报,与宣传部联合进行;8.农民报未出版以前,至少每两星期将调查结果及农民现况,如组织斗争等类,报告于宣传部一次。此种报告在党报上及其他宣传机关上发表(25)。从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农民部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开办了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1600余名农运干部。另还颁布《农民协会章程》,建立农民运动团体,由农民部派遣众多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地农村进行宣传和动员,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建立农民协会的“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26)。同时,国民党广泛加强开展农民运动的舆论宣传,廖仲恺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多次到各处对农民运动进行考察,并做《农民解放之方法》、《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等演讲。农民部还先后创办《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农民周刊》等刊物,出版“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包括《孙总理对农民党员训词》、《农民问题须知》、《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等。一时间,许多农民协会相继建立,至1924年7月广东地区即有3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很快得以开展起来,尤其是广东、湖南等地区的农民运动颇有声势和影响(27)。

  

   同年7月,报载文章称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自成立以来,对于组织计划,均积极进行,其成绩早为各界所称许。”(28)尤其是1924年4月接替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部长的彭素民,以极高的热情废寝忘食地投入农民运动之组织工作,“手划口讲,日不足,则继之以夜”(29)。他当时虽年仅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但不久之后却因过于疲敝而积劳成疾,即使如此也仍抱病工作,8月初竟不治身亡,甚为可惜。彭素民不幸逝世后,舆论称赞他:“任农民部长时,手定各种关于农民运动之计划,尤著劳绩。”(30)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的开展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国民党之政纲”,其中对内政策第11条即明确说明:“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31)这既可以说是当时国民党为维护工人合法权益而拟订的新劳工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国民党改善工人生存状态,开展工人运动的一项重要步骤,其目的当然是为动员广大工人积极参与国民革命。

  

   关于国民党在初期开展工人运动的主要方法与特点,以国民党自身之总结大体可概括如下:“中国国民党既有工人部之组织,又有周密之工运政策与纲领,因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即加紧推展其工人运动之计划方案。当时中国工人当中,势力最大的是铁路工人、海员和矿工,海员及矿工已有很坚固的组织,而全国十三条铁路也皆有工会组织,并有一铁路总工会负责联络。上海十余个纱厂也有总工会之存在,……中国国民党在组织工人的策略上,自始即是采取工会与党组织混合制,机工会、海员工会、同德工会、粵汉、广三、广九铁路工会、集贤工会、兵工厂、自来水厂等一切工会,均有党部组织。透过这些党团作用,来指导全国工运。”(32)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在当时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5年6月滇军、桂军发动叛乱,广州铁路工人和兵工厂工人均举行罢工,使叛军的调动和枪械弹药供给都颇受掣肘,对革命政府的戡乱行动则提供了有力支持。紧随其后,轰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变成“臭港”,更集中显示了工人运动的极大威力,给予英帝国主义十分沉重的打击。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布通告,大力呼吁支持北伐军统一全国的正义行动。该通告指出:“在此种危急的局势之下,全国民众应急起认清自己奋斗的方向,准备实力,……同时并应唤起一般民众,组织团体,建立一致的联合战线,向敌人进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末日已经到了,政权终归是人民的,……全国的人民团体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召集国民会议,一切政权归于人民,国民革命成功万岁。”(33)这显然是对国民政府北伐行动最有力的支持。

  

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相对而言,孙中山较早对青年学生的作用与影响有所认识。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体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与巨大政治能量,更使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给予了高度重视。1923年8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五届评议会,孙中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将革命之能否成功寄希望于广大青年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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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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