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更新时间:2017-08-11 10:06:28
作者: 吴汉东  

   智能革命的出现,对当下的伦理标准、法律规则、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它不仅与已有法律秩序形成冲突,凸显现存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甚至会颠覆我们业已构成的法律认知。就调整人工智能相关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而言,人们的担忧多于期待、疑虑甚于创制。现择其主要问题分析如下:

   1、机器人法律资格的民事主体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智能,机器人与人类的差别有可能逐渐缩小。未来出现的机器人将拥有生物大脑,甚至可以与人脑的神经元数量相媲美。美国未来学家甚至预测:在本世纪中叶,非生物智能将会10亿倍于今天所有人的智慧。

   是否赋予机器人以虚拟的“法律主体资格”,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美英等国的哲学家、科学家包括法律家都为此开展过激烈的争论。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动议,要求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s),除赋予其“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建议为智能自动化机器人进行登记,以便为其进行纳税、缴费、领取养老金的资金账号。该项法律动议如获通过,无疑使得传统的民事主体制度产生动摇。

   机器人是机器还是人,在法理上涉及到主客体二分法的基本问题。在民法体系中,主体(人)与客体(物)是民法总则的两大基本制度。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凡是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思的生物归属于物,是为权利的客体。主客体之间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正发生动摇。

   从基因时代到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传统民法的主、客体框架已然打破:人的遗传基因物质不能简单作为客体物看待,而没有生命但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可能被赋予法律资格。将机器人视为“人”,赋予其相应的主体资格,难以在现有的民法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民法意义上的人,须具有独立之人格(权利能力),该主体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自然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在民法上,“法的人格者等于权利能力者”,关于人或法人的规定,“表现了最抽象化层次的抽象的法人格”。

   法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民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

   从法律技术逻辑层面看,《德国民法典》以权利能力核心概念为中心,进行主体人格的制度设计。在财产权领域,这种构架中的逻辑关系就是“经济人—权利能力—法律人”。在自然人人格场合,“法律人”的成立是以伦理价值为依据,将伦理价值从人的范畴中抽去之后,即通过权利能力将“生物人”自然本性与“法律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连接的。而在法人人格场合,由于权利能力扮演“团体人格”的角色,从而形成“团体—权利能力—法律人”的逻辑关系,从而使得法人与同为“法律人”的自然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享有人格利益成为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机器人不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也区别于具有自己独立意志并作为自然人集合体的法人,将其作为拟制之人以享有法律主体资格,在法理上尚有斟榷之处。据多数科技专家研究,由于人造机器没有自身的目的,其工作目的非常特定,且为人类设计者所设计。质言之,机器人生成的目的行为,与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同时,机器人没有自身积累的知识,其机器知识库的知识都是特定领域的,并且都是人类输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机器人虽具有相当智性,但不具备人之心性和灵性,与具有“人类智慧”的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换言之,受自然人、自然人集合体——民事主体控制的机器人,尚不足以取得独立的主体地位。

   2、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工作”,包括下棋、解题、从事数学发现、学习新的概念、解释视觉场景、诊断疾病、推理条件等。基于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也在机器人的智能范围之内。从计算机到机器人的发展,在作品创作方面即是一个从阅读到写作的跨越。

   在机器人时代,某些作品就是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据美国Narrative Science的预测,未来15年将有90%的新闻稿件由机器人完成,大量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也将出自人工智能创作。机器人的写作方式,采取“信息→知识→智能”的技术路径,基于“人机合作”系统而导致内容生成。该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或“主观能动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学家试图作出正面回应。

   有消息称,日本准备立法保障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作品,以防止机器人创作中的抄袭之风;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提出动议,拟赋予机器人以著作权。

   关于人工智能的生成作品,著作权法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机器人设计的作品是否享有权利?该项权利应归属于机器还是创制机器的人?据专家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目前还处于在特定的格式和写作模板下传达信息、表达意思的阶段,尚不能无限定格式地写作内容。尽管机器人稿件的表达技巧有限,但仍可以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解释,作品须具独创性,即“作品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完全不是或基本上不是从另一作品抄袭来的。”

   这就是说,人工智能生成之内容,只要由机器人独立完成,即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至于其用途、价值和社会评价则在所不问。机器人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机器人并不能像自然人作者或法人作者那样去行使权利,换言之,该项著作权应归属于机器人的创造人或所有人。

   这是因为,机器人是机器而不是“人”,它是依靠数据和算法而完成写作,该机器人以及其写作的技术路径无一不是人类创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通过保护机器人作品以达到保护机器人的创造人和所有人的目的。具言之,可参照著作权法关于职务作品或雇佣作品的规定,由创制机器的“人”而不是机器人去享有和行使权利。

   3、智能系统致人损害的侵权法问题

   智能型“新一代机器人”,与传统的执行重复任务的工业机器人不同,它拥有相对的自主权和更高的人工智能水平,且将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人类社会的生活。“智能型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在带来高效和便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对人类带来伤害。

   机器人致人损害有两种情形:

   一是侵权人对智能系统进行非法控制而造成的损害。例如,黑客、病毒等人为因素侵入互联网,进而控制人类家庭的儿童看护机器人、助老机器人、护士机器人或其他智能系统,由此导致危及人类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黑客攻击或传输病毒的侵权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自不待言,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话题;

   二是智能系统自身的产品瑕疵而造成的损害。据报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即发生过工业机器在作业现场将工人置入机器压死的事件;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200多份投诉,指控医疗外科手术机器人对病人造成烧伤、切割伤以及感染,其中包含89例导致病患死亡。

   上述致人损害的事由,究竟是机器人创制者的技术漏洞,抑或智能机器管理人的不当使用?甚至可能是人工智能系统超越原控制方案的“自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机器人的过错行为原因进行分析,以查找侵权主体构成并分担赔偿责任。

   关于智能系统致人损害责任的认定,有两种责任方式可供选择:

   一是基于行为人过失所产生的产品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缺陷产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有致使他人遭受人身、财产损害之虞而应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致人损害的产品,必须存在缺陷,它包括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跟踪观察缺陷。

   上述情形符合智能系统致人损害责任的一般特征。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一般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技产品,机器人以及机器人技术造成的损害,可由民法中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从产品责任的认定条件来看,机器人造成的损害可归类于机器人制造者和销售者的过失,包括产品制造的过失、产品设计的过失、产品警告的过失以及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二是基于技术中立原则所产生的替代责任。关于技术产品致人损害,技术中立原则可提供责任规避。所谓技术中立原则,是指任何技术本身原则上都不产生责任承担,但是一项特定技术的主要商业用途是用来从事侵权或其他违法行为的,那么该项技术即不适用“技术中立”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替代责任较为适宜。替代责任又称为转承责任,最初出现在代理关系与雇佣关系中,即被代理人对代理人实施的,得到被代理人“授权”或“批准”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雇主对其雇员在“雇佣期间”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概称为“为他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在替代责任情形中,机器人本无瑕疵,符合技术中立原则要求,但机器人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或不尽善良管理人之义务,或放任机器人的侵权行为,则不能以技术中立原则免除责任。

   4.人类隐私保护的人格权问题

   网络空间是一个真实的虚拟存在,是一个没有物理空间的独立世界。在这里,人类实现了与肉体分离的“数字化生存”,拥有了“数字化人格”。所谓数字化人格就是“通过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勾画一个在网络空间的个人形象”——即凭借数字化信息而建立起来的人格。

   个人信息包括了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隐私信息,主要类别有:个人登录的身份和健康状况、个人的信用和财产状况、电子邮箱地址、网络活动踪迹等。在信息化社会,这些零散的和广泛的个人信息有可能被收集,并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拼合成所谓数字化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建立的人格,个人毫不知情的人格。在今天和未来,当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机器智能三者叠加后,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隐私的社会”。

   面对大数据对个人隐私潜在的威胁,我们必须重视智能革命时代隐私权的保护,有三点举措可供采用:

   一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当下的移动互联和今后的万物联网的时代,我们本身就是隐私的泄密者:智能手机安装了太多而不甚使用的APP,社交网络讲了太多而不适宜公开发表的言论,都可能造成隐私泄露;还有各种电子产品,从带有GPS的照相机到与WIFE相连的智能电器,都精细地记录私人的行踪和生活信息。在人工智能时代,挖掘个人隐私是由机器完成的,因此保护隐私,须从自己做起,对智能电器有防范之心;

   二是强化企业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企业须负有保护用户隐私的意愿和责任,“这将是用户隐私是否得到有效保护的关键”。在当下,用户数据日益聚集在大型互联网或数据处理的企业手中,对其进行保护个人隐私的责任约束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欧盟和美国,根据政府要求,也出于用户主张,服务条款应特别声明从用户获得的数据属于用户本人,如对个人数据有不当处置,应承担责任。这不仅是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也是违反法律的侵权责任。

   三是加强网络、电讯隐私保护的专门立法。隐私权的保护应以民法保护为基础,明确隐私权的权利属性、权能内容、保护方式等;同时以专门法律保护为补充,规定特定领域的特定主体隐私保护的原则和办法。

例如,美国1974年制定《联邦隐私权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49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