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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巴杰:试论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群体

更新时间:2017-08-10 15:47:19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工作流程固定可期,工作职责有标准可依,店员逐渐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

  

   当然,店员的制度管理中也存在着“人情”的余绪。职位提升、工资奖金定级没有一定的标准,不看品行、学历及办事能力,全凭经理的自由意志及大人物的推荐。[33]老板、经理的亲戚一“黄马褂”及溜须拍马之徒加薪快,薪水高,“位置也优良些”,踏踏实实工作而不善于讨好经理阿大者,不仅工资不加,还会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34]店员任免升黜的生杀大权致使部分经理滥用职权,《伙友》曾刊登一店员的亲身经历:“养吾在整理洗好的衣服,五六个学生,不知为了什么,竟然厮打起来”,经理罚跪,即便打架的伙友作证“厮打的委实是我们六人,养吾并没有……”,经理大怒,“甚么冤枉不冤枉,我叫汝跪,汝不得不跪,不跪,请回府吧”。[35]而激愤的店员为发泄对店主、经理的不满,则会暗中消极怠工,顾客进店购物,只是说“没有了,卖完了”。[36]

  

   对商业企业来讲,顾客就是上帝。店员直接和顾客接触,他们的工作态度和服务水平可以影响到顾客的购物选择,“营业之兴衰,全视伙友之良否决定也”。[37]店主因而对其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穿戴要整齐体面,柜台要清洁、美观,待客要礼貌、周到、敏捷,不允与顾客顶嘴、争吵。顾客离店,店员要点头送行,必要时帮助顾客送货物上车。但现实生活中对店员服务态度的批评仍不绝于耳:态度恶劣,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摇扇、吃食、趴卧”,不愿意顾客拣选货物,“没有什么拣头,货式多是一样的,多像你这拣起来,不好的货式卖给谁呢,买就买不买就罢”;[38]以貌取人,对于生得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被她骂几声“死人”、“杀千刀”,也喜形于色;[39]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则不和颜相待,“讨厌讨厌,这种阿木林,也来买物,有玷我们的店堂不打紧,打断我们的话头,真真可恶”,蛮横的店员甚至殴打顾客。[40]秉持“伙友最大”刊物立场的《伙友》周刊也认为80%的店员属于“昏睡派”,欺贱同事、慢待顾客等与“新思潮不符合”,“首先要改造人格”,[41]“必须在人格上自珍己重,稳自己做人的根基,然后始可要求解放”。[42]

  

   从店员的角度看,有些顾客颐指气使,从心理上让人难以“恭顺”。某店员曾描述他的亲身经验:差不多十之五六的西其装、革其履,所谓智识阶级的顾客,在赐顾的当儿,仿佛声带发生障碍似的,口里“嘘嘘”地吹着,同时用一只食指指点某种需要的货品,老不愿“一开尊口”。如果诚恳地拿了他所需要的货品,问他要买多少的时候,他老是伸出指头的多寡表示所需要的数目。[43]这种睥睨态度导致店员不愿多搭理接待顾客,由此引来顾客抱怨、投诉,店员也会因之受到处分。

  

   顾客的“睥睨”态度与店员的社会形象有关。“侵吞公款,携款潜逃,办事不力,强奸贩毒”等都是人们从报纸上得到的店员第一印象,可以说,报纸在店员的社会形象塑造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申报》刊登的《莘庄梅永兴店伙骗取货物》(1924年6月7日)、《捕房悬赏通缉卷逃学徒王珏生》(1925年3月9日)、《学徒取洋不归之侦缉》(1925年12月7日)、《店伙无法弥补空款图尽》(1927年6月7日)、《米店伙拐窃巨款》(1928年9月12日)、《店伙诱奸老板娘》(1930年2月17日)、《店伙私用客帐》(1930年8月15日)、《城隍庙内学徒打死店主》(1930年11月4日)等关于店员的负面报道,[38]确实骇人听闻。报纸上关于店员失业自杀、跳江等报道带有强烈的偏见情绪,不仅不予同情,反幸灾乐祸地认为店员脆弱,咎由自取。而对于服务行业的女店员,偏见里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10)

  

   四、店员身份属性的界定

  

   对店员这一颇具影响的职业群体,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认定及应对。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认定店员为工人,支持其成立店员工会,截然分离于“落后阶级的商民”。[44]其后,出于“店员与店东确有密切关连,确有共同组织团体,来参加革命的必要与可能,绝对没有如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与资本家之分别”的考虑,“组织商民协会,许可店员加入”。但店员为“被压迫阶级,实为职工而非商人,应另立职工部,不应附属商人部之下牺牲职工本身之地位”,且“同在一个商民协会内,店员店东两方面的竞争,呈现出分裂的迹象”,以至于“中央工、商两部将此问题提出中央讨论”。[45]1926年9月22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60次会议上,“店员原属职工,应隶属工人部,以归划一”议案表决通过,店员脱离商民协会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这一决议遭到各地商民协会的强烈反对,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处说明:“中央颁布之商民协会章程第六十三,有商店职工字样,而附议者遂谓商店职员应为商人之一。但按工会条例第一条,凡同一职员,相率附入工会。因此之故,商店职员或主为商,或主为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数月一来,纠纷跌起,弊之所至,必陷工商于危险之境。”[46]为此,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处多次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市党部商民部,反对将店员划入工会,要求明确划分工商界限,将店员划入商民协会。

  

   上海市党部商民部根据商民协会各业分会成立筹备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一“各业店员亦得正式之保护,从事于真正商民之集合,不料一部分职工为尽明工商之区别,乃于组织商民协会时,受职工会之干涉”一于1927年5月10日函复商民协会筹备处:“据国民政府颁布商民协会法令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凡商店店员职工小贩及不属于业商民协会之店东董事经理协理等,均须就各区范围,从速依法组织各该区商民协会分会。”[47]经上海市党部商民部审查修正的上海商民协会章程草案第七条也明确指出:“业商民协会以该业之商店店东及现在董事、经理、协理等重要职员为会员,区商民协会之分会,以不属于业商民协会之商店店东、经协理及须该区域内之各商店店员、职工、小贩为会员。”[48]很明显,上海市党部商民部认同了商民协会筹备处的提议,将店员、职工划归为商作为商民协会会员。

  

   与上海市党部商民部的支持态度相反,国民党中执委强调只是与商店资本有关系而带有商人性质的这部分店员,才能作为商民协会会员,否决了凡店员均划入商民协会的做法。“所谓商店职工,系带有商人性质、于商店资本有关系者乃得适用。非谓凡商店职工即为商人,即须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执会的解释,显然不能满足上海商民协会筹备会的期望。作为应对措施,上海商民协会筹备会召集第七次临时委员会,认为“商店店员如果划入工会,则商业前途,覆亡可待”。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重加审核,将商店店员划商民协会范围之内,以保障商业之安全。在未得中央正式解决以前,仍遵照市党部商民部所指示办理,m并函请上海总商会“一致力争”。

  

   当时,店员脱离商民协会单独组织店员工会后,店员与店东的纠纷大为增加,“工商界限不清,致酿出许多无谓纷争”。[51]有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商人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店员总会划归商人部管辖,

  

   不再隶属总工会。据此“两方之利益,既易调节,一切纠纷,自可减少”。[52]在此基础上回归店员加入商民协会的旧路,“店员及摊贩亦应为商民协会之主要成分”。[53]1929年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又认为“店员与店主同属商人,应与店东混合组织”,要求店员推派代表加入同业公会,至于职工会及工会,因工会法无明文规定,店员不得加入。[54]

  

   国民党对店员身份摇摆不定的认定实隐藏着“控制、打压职工运动”的不变主线。店员单独组织工会,可以利用工会这一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加入商民协会,仍保留自身组织,等于分会与总会的上下级关系;加入同业公会,在强势店主面前,普通店员实难有发言之地,即便是法律界定上,同业公会也“以经理人或主体人为限”,[55]店员根本无法左右同业公会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则自始至终把店员界定为劳动阶级,视店员为“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之一”,认为店员“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积极筹办《店员周刊》、出版《伙友》周刊,“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及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56]国民革命兴起后,共产党大力支持店员成立工会组织,并取得生活改善的部分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国、共两党对店员的归属界定都是出自其群众动员的革命考量,忽视了店员自身的身份认同。从店员的角度来看,自己“是一个商人,是做生意的”。[57]父母送子弟进店当学徒,目的也是学做生意、学商,“将来去开一家小店”。学徒对抱小孩、打扇等杂役工作的强烈不满,要求“店主解释做生意的含义”,[58]其实是“商人”身份的内在反应。本为“商人”的店员,以工会的形式取得了有组织、有纪律劳动者的话语定位,巨大的角色反差及阶级认同,毋庸置疑有着被动接受精英分子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因素。

  

   本文刊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注释:

   1.相关论著主要有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一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朱英:《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朱英:《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连玲玲:《日常生活的权利场域:以民国上海百货公司店职员为例》,(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5),2007年,第137-192页;李玲丽:《略论北伐前后商民运动中的武汉店员工会》,《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这个表格数据不太准确,各产业职工总数,各月份会员总人数都相加不符。《全上海工人的统计与会员变迁比较表(第一表)》,《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93页。

   3.朱邦兴估计上海职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左右”,但他说的职员包括政府机关、工厂里面的任职人员,区别的是产业工人。具体到严格意义的店员、伙友,包括十四五万的旧式职员及四五万新式职员的一部分,人数应该在16万左右。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1页。

   4.教育程度要求中英文通顺的9个;文理清通、中学以上程度的8个;工商团体之领袖的1个;需求营业经验的6个,不限程度、量才录用的6个;没列出条件的5个。

   5.店员分别为:4.5元、5.2元、6.2元、2.1元、3.2元、3.9元、4.4元;练习生为:1.2元、1.4元、2.3元、1.4元、1.3元、1.6元、1元。

   6.1927年以前,只有兼具股东身份的职员才有资格分得花红,1927年职工运动后,范围延伸到一般职员。

7.店员分别为:22.22元、24.05元、28.32元、27.34元、29.53元、31.06元、32.03元;练习生为:2.77元、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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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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