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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一位 “跨境学者”的传奇人生与香港观察

更新时间:2017-07-01 10:33:56
作者: 林泉忠 (进入专栏)  

  

   我常被称为“跨境学者”,如此人生的起点,就是香港。

   开埠100多年来,香港一直是个移民社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香港移民,在移居以及融入本地生活过程中,我以及我们一家所体验的种种甘苦,算得上是当代香港社会的一点小小缩影吧。

   转眼之间,香港回归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围绕这一方积淀了过于沉重的历史、汇聚了太多情感纠葛的“弹丸之地”,多年来我的一些体会、观察、思考和期待。毕竟我家在香港,我的学术关怀与家国情怀,也都与这片小小的热土息息相关。

  

   曾经的最大梦想:当一名“白领”

  

   我出身于福建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泉州,生在厦门。

   据长辈们说,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我外公就在那个时候随着乡亲和兄弟们逃难到菲律宾,以行医为生,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叶落归根,回到泉州。而我外婆则在60年代初移民去了香港。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早期,我才有机会跟随妈妈申请移居香港,当时主要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外婆。

   我的童年在厦门渡过,小学上的是集美学校。集美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老家,他捐资办学,造福乡里,还一手创建了赫赫有名的厦门大学。记得小学阶段我成绩不错,几乎年年都能评上三好学生,还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2013年“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一百周年”庆典举行时,我很荣幸地作为“海外杰出校友”受邀出席。

   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但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哪一段在大陆的生活经验,对我日后家国情怀的塑造,对我持续关注中国“两岸四地”的发展,以及进一步思考华人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等更宏大的议题,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第一次离开内地到香港时才14岁。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儿,香港与内地各方面落差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用“天渊之别”来形容。记得我是那一年圣诞前夕的平安夜到达香港的,第一次过罗湖海关,要排很长的队。我好奇地看到,对面有个大哥哥拿着一个蓝白相间的小盒子用管子在吸,还以为他在喝药水呢,后来才晓得,那是香港人很喜欢喝的饮料——维他奶。那是我头一回见到纸盒包装,而且是可以“吸”的“饮料”,那种物质上的新奇冲击,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所有生活体验。

   刚到香港的那段日子里,初见世面的我所遭遇的诸如此类的物质和文化冲击,可以说接二连三,一言难尽。

   我们是新移民,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没有办法直接进本地的普通中学继续念书,白天得跟妈妈到工厂打工挣钱,每天至少要干8小时,有时还得加班,一周要上五天半。我只能利用晚上空闲上夜间中学课程,同时恶补英文。还好原来学习底子不错,总算顺利毕业了。

   按香港的教育制度,中学毕业生都要参加统一会考,以决定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至少五门科(包括中文、数学和英文三门主科)合格,才有资格当上“白领”,即公司企业里的文职工作,与工厂里的“蓝领”工人相区别。

   当年的香港跟今天不一样,工厂还很多,“白领”与“蓝领”之间所标示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层非常明显,而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或者说奋斗目标,就是不用再到工厂打工,要当一名白领。有时候,路过高级写字楼林立的港岛中环商务区,看到比自己稍稍年长的人,西装笔挺、精神焕发地去上班,心里难免会很羡慕。

   幸运的是,我会考成绩不错,得到一家公司聘用,如愿地当上了白领。可是,梦想实现后,我反而没有当初预期中的喜悦和兴奋,内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足感。我想,大概不少跟我有同样经历的年轻新移民,多少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吧。

  

   与香港一起“回归”

  

   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互联网还离现实生活很遥远,我跟很多香港年轻人一样,工余喜欢听听广播电台,特别是那些讲梦想、讲人生、讲社会的节目。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给电台节目的主播写信,诉说我当上了“白领”后心中仍存的疑惑。不久,主播回复我,讲了一个渔翁捕鱼的故事,大意是渔翁的最大快乐来自捕鱼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所得。这个小插曲,对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迷惘徘徊的我,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不久,我业余开始进修平面设计课程,并最终拿到了文凭,准备转入设计行业。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机缘,一位同事偶尔提到他有朋友到日本念书,让我突然萌生了同样的念头。那时候获取资讯的渠道很有限,家庭经济状况虽有改善,但还没到足以供我出外留学的程度(听说每年的留学费用至少一万美金),亲戚朋友里也没有任何的留学经验,对我来说,这只能是又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还好,那位同事很热心,设法帮我打听各种与留日有关的各种信息,我反复权衡比较,最终决心先去申请东京一个语言学校学习日文,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1989年,在香港生活了11年后,我再次收拾行囊,踏上前往日本的旅程——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的“跨境”生活。

   20世纪8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错了,但东京毕竟是当年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的首都,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科技进步,都排在世界前列。所以,我对此次留学之旅还是充满期待的。

   前后近二十年的留日生涯,说来话长,本文主要谈香港经历,故另文再叙,仅交代一下大概:我在语言学校先读了一年日语,考上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2002年获得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然后赴位于冲绳的琉球大学任教10年,在此期间获傅尔布赖特学术奖金,得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进修两年。2012年起,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至今。

   从履历上看,这二十多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真正待在香港的时间不算多,但是我从写作本科毕业论文起,特别是攻读硕士、博士,进入研究阶段后,对中国两岸三地的问题一直非常关心。由于自己既有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生活经验,同时又是闽南人,对台湾社会的变迁比较感兴趣,更有常年留居日本的经历,故学术关怀不离族群变迁、国家认同等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我刚移民到香港那几年,香港人基本上是不说普通话的,平时主要讲广州话,工作语言是英文,学校也分中英文校。我到工厂打工时,自己既不是广东人,又不会讲广东话,族群上明显是“异类”,也遭遇过欺负和歧视。这也是我潜意识中苦苦追寻“族群认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至于影响到后来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心理背景。

   在日本、美国这些年,我曾经在学术研究上,整整10年没有触碰香港问题。为什么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先了解东亚地区其他一些社会的情况,回过头来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香港,理解它的特征。

  

   其实,1999—2002年期间,我从日本回到香港生活了三年。那时候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已修毕,博士论文写作是不要求必须留在学校的,所以我就回来了,顺便也多陪陪妈妈。那段时间正好是97回归后最初几年,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以及纽约“911”恐怖袭击余波所及,经济和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所有的亲见亲闻,都让我对回归前后的香港的变化,有了近距离直观对比的机会。

  

   “边陲之地” 离合悲欢

  

   2002年,我第二次离开香港到琉球大学任教,此次“跨境”生活长达10年。在此10年,我花了一些时间精力研究冲绳,这一段经历,成了我今天学术生涯的一笔财富。当然,期间我对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的发展变化依然持续关注(此时已可以通过日渐发达的互联网获取资讯),现在不妨结合我个人生活的观感与研究心得,谈谈我的“香港观”。

   前面提到过,香港历来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家庭就是香港社会变化的生动缩影。而1997年之前,长达一个半世纪里,香港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毋庸讳言,这片近代以来经历过太多波折和磨难的“边陲之地”上的人们,对文化的变迁、国家权力的变化以及族群的认同,是相当敏感的。

   客观地说,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香港,其基本面貌是1949年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尽管香港主要受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但与内地之间的海关口岸几乎是完全开放的,人员来往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晚清至民国期间,为数众多的国内各界精英分子都曾在香港活动过。比如前些年上映的电影《十月围城》,描述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很多场景就发生在香港。

   据老一辈回忆,1949年前那时候出入香港不需要什么特别证件,最多是在疫症流行时要持一张防疫证明。又如在穗港两地大受欢迎的粤剧团,经常是今天在香港演出,明天又上广州登台,形成具真实意义的“省港文化圈”。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亚成为东西方冷战前沿,加上朝鲜战争爆发,联合过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实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与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之间,自此出现了藩篱与隔阂,双方出入境管理变得格外严密,香港与大陆正常交流被迫中断。

   这样的人为阻隔,让十分依赖中国大陆进出口中转贸易的香港,面临一次极大的转折,原有经济命脉切断,必须另寻出路。幸好,这时有一批因躲避内地战火而涌入香港的上海及江浙一带资本家,如后来声名卓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家族、东方船王董浩云(香港回归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之父)家族等,他们带来了丰厚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管理人才。他们在香港重新设厂,尤其是大量纱厂,带动香港制造业振兴,并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奠定根基。

   纵观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大城市,几乎都要经过工业化阶段,开埠10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贸易中转港,谈不上工业化,而冷战导致的内地与香港的阻隔,反而意外地促使香港走上了工业化之路。

   深圳河两岸来往长期中断的另一个结果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慢慢萌生。过去海关口岸管理松散时,因为人员流动很大,很难形成对本土社会稳定的归属感,很少人有“香港是我家”的明确意识。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直到1966—1967年,香港常住居民中本地出生的人口才第一次超过总人口半数,随着新一代“土生土长”的人口成为主流,本土意识与身份认同问题就越来越凸显。

   我们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国共内战导致的海峡两岸过去数十年来的长期隔离,往往容易忽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隔离及其后果。这种情况,直到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得到改善。97香港回归前,以及回归20年来,香港社会发生的一些波动及现象,往往可以从中追根溯源,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共举“青年中国说”

  

   回头再说说我和我的家庭。移居香港三十多年后,我们已自然而然地视香港为“新家”。因为当初是举家迁港,老家泉州只有一些亲戚而没有直系亲属,我本人又在厦门出生和渡过童年,对泉州老家印象模糊。

我在日常观察及访谈研究中发现,对绝大部分都有移民背景(只是时间上或早或迟)的香港民众来说,“香港是我家”或“我是香港人”的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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